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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崔母设宴”浅谈李绅《莺莺歌》与王实甫《西厢记》

作者: | 发布时间:2022-11-10 09:54:02 | 浏览次数:

摘要:崔莺莺与张生的爱情故事是中国古典文学中广为流传的题材,从元稹的《莺莺传》、李绅的《莺莺歌》、董解元的《西厢记》、再到王实甫《西厢记》,承载故事的文学体裁与内容主旨都在不断发生变化。本文将就李绅《莺莺歌》与王实甫《西厢记》中出现的同一情节“崔母设宴”进行对比,浅谈二者的变化与发展。

关键词:《莺莺歌》;《西厢记》;老夫人

《莺莺传》是一部在中国小说史上地位极重的唐传奇作品,多传为元稹根据自身真实经历所作,古往今来,不乏文人雅士以此为题材进行创作。与元稹同时代的李绅就根据这个故事写下了《莺莺歌》,唐之后较为著名的有宋代赵令畤的《商调蝶恋花》、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其中《西厢记》成就最高,被时人赞誉道:“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本文将就《莺莺歌》中“阿母深居鸡犬安,八珍玉食邀郎餐。千言万语对生意,小女初笄为姊妹。”这一段落与《西厢记》中对应情节进行比较探讨。

一、诗与剧之别

至王实甫处,除文学体裁上的变革外,张生与莺莺的故事也已有了巨大的改变,而李绅的《莺莺歌》则脱胎于《莺莺传》,元稹《莺莺传》结末云:“贞元岁九月,执事李公垂,宿于予靖安里第,语及于是。公垂卓然称异,遂为《莺莺歌》以传之。”说明这是李绅在听元稹口述完这个故事后提笔写下的作品,与《莺莺传》前半段所叙之事大致无二。全诗以“伯劳飞迟燕飞疾”这一象征着悲剧的意象开头,再以“三五月明当户时,与郎相见花间路。”的邀约作结,其间历数张生与莺莺相遇之经过,从崔氏陷入危难再到张生解危,莺莺与张生第一次相见于崔母答谢张生的筵席之上,也就是诗中“阿母深居鸡犬安,八珍玉食邀郎餐。千言万语对生意,小女初笄为姊妹。”所叙之处。在此次宴会上,他们之间的爱情才开始氤氲。

可以说,在《莺莺歌》中崔母的这次筵席是莺莺和张生相遇的契机,是他们爱情的起点,然而《西厢记》中崔老夫人的设宴却是两人爱情路上的一块屏障,本来应允好二人的婚约却被老夫人所赖婚,这是两人爱情中的第一个磨难,这样的情节设置显然更符合戏剧对矛盾冲突的要求。在《西厢记》中,莺莺张生二人由说好的婚约却变成了结为兄妹,老夫人的独断食言,莺莺的惊诧和张生的失意都极大的丰富了戏剧情节,把整个故事带入了一个新的高潮,使接受者们更容易被拉入情节之中,而张生莺莺二人与老夫人之间的矛盾也由此拉开,作为全文情节发展的主要推动力贯穿始终。这样的戏剧冲突也极大的丰富了主要人物的形象,张生被赖婚后醉酒寻自尽,深情的人设更为立体,而老夫人此举也能解读出她复杂的心理。这样一个事件,推动了西厢记的发展。

反观《莺莺歌》,这首诗结在“三五月明当户时,与郎相见花间语”处,点明了幽会的时间、地点,而不写完整个故事,可以想见这首诗的目的就是《董西厢》中所说的“以简帖期生来”,重在表达的邀约之意。诗歌不似戏剧要求戏剧冲突来推动情节发展,全诗的重点也在结尾处几句男女之间互传诗信的情意表达,诗中之前的叙述铺陈全为最后情感的抒发。诗歌以抒情为传统,即使是叙事诗也必然渗透着委婉的情感,李绅在诗中极力渲染莺莺的美貌,兵临城外的危急,崔母设宴也化为四句诗铺陈于诗中,这都是二人相见之经过,经这些事件层层递进,直至最后崔张二人互通情意,以春风、青鸟作为媒介传递绵绵爱慕,两人之间的爱情展现出隐秘而诱人的吸引力。《西厢记》是由情节构成的戏剧,以冲突来展现人物性格,反映生活本质,揭示作品主题,《莺莺歌》则是融叙事、抒情为一体的诗歌,为读者展现出了一场梦幻般的爱情的开端,直至结尾邀约,引人遐想无数。

二、老夫人形象之异

在《莺莺歌》崔母设宴和《西厢记》崔老夫人赖婚这一情节之中,还能显著看出崔母形象的变化。在《莺莺歌》乃至《莺莺传》中,崔老夫人都只是一个推动男女主人公爱情发展的角色,而没有充实的形象内涵。《莺莺歌》的重心放在男女的风花雪月与委婉浪漫的邀约之上,自然只把崔母当作简单的扁平化形象,诗歌中四处提到阿母,都是交代阿母被迫求助张生的原因,阿母与张生莺莺之间的爱情无涉,反而主动让他们认作兄妹,拉近了二人之间的距离。

到了《西厢记》之中,崔老夫人已经俨然变为了张生与莺莺爱情路上最大的障碍,老夫人也从《莺莺歌》中一个为推动情节而生的配角变成了一个充实丰富的有血有肉的主角。《莺莺歌》只是一首柔美的爱情诗,《西厢记》虽也重在强调一个“情”字,却还蕴含着王实甫对男女之间因“情”结合,冲破门第束缚的期盼。他明确提出了“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只要男女之间有情就应该在一起,而老夫人就自然成为了自由恋爱的对抗性因素,为二人的恋爱设置重重障碍。

《西厢记》中老夫人第一次赖婚的原因常被看作是她维护传统门第观念、要求门当户对的反映。唐代的“大姓自为婚娶,耻与他姓为婚”的婚娶观念始终影响着她,让她在谨慎中做出两全之策。据唐朝刘的《隋唐嘉话》记载,唐因受魏晋以来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习惯影响,“范阳卢、荥阳郑、清河、博陵二崔,陇西、赵郡二李等七姓恃其望族,耻与他姓为婚,(皇上)乃禁其自婚,(大姓)于是不复行婚礼,密装饰其女以送夫家。”而作为尚书之女,相国之妻的崔老夫人自然得考虑家谱,考虑自己的士族脸面。张生作为一个寸功未有,财势全无的白衣书生被老夫人所赖婚也合乎情理。在这一层观点的支撑之下,老夫人的食言之举被看作是 “世族观念” 对“自由观念”的激烈抵抗,是《西厢记》矛盾内核的体现。

而抛除社会意识形态来看,老夫人赖婚也完全可以看作是她出发于母爱的举动,是在戏剧中为了完善人格而进行的再创作。《西厢记》中的张生于品行上也不是传统观念中的完人,老夫人请他赴宴之前,他心里想的是“小生到得卧房内,和姐姐解带脱衣,颠鸾倒凤,同谐鱼水之欢,共效于飞之愿。觑他云鬟低坠,星眼微朦,被翻翡翠,袜绣鸳鸯;不知性命何如?”与莺莺第一次约会时,他错将红娘当作莺莺,作了个粗野下流的动作(搂住红科),可见他的好色之心。面对这样一个不能控制自己欲望且一无钱财二无功名三无门第的男人,老夫人的临时反悔也在情理之中。老夫人也并非严格限制女儿自由剥夺其意志的家长,她怕女儿寂寞,允许其走出闺房,让她去佛殿闲耍。但是婚姻乃是古代女性的终生大事,老夫人自然得谨慎把关来保护单纯的女儿。只是她的这种爱护仍建立在强势的家长制之上,以家长的意志为转移,而缺乏现代人平等交流的意识。这种绝对的权威自然会与追求自由的爱情产生冲突,形成张生与莺莺之间的障碍。这样来解读老夫人也更为合乎情感上的逻辑。

从《莺莺歌》背后的《莺莺传》到《西厢记》,故事的内核已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老夫人这一形象也随着故事的流变而不断丰富,发展到《西厢记》里,她已经成为了一个具备矛盾性的有血有肉的形象。莺莺与张生的爱情故事一直以来都鲜活而有力,但是老夫人这一形象的丰满却可以反映出时代的变迁与西厢题材的不断变化和完善。

三、结语

《莺莺歌》到底只是一首脱胎于《莺莺传》的叙事诗,其重在表情,是为了歌咏张生与莺莺之间的爱情而作,于叙事处不可同《西厢记》相比。崔母设宴一事在《莺莺歌》中只是四句话平铺直叙,一笔带过,而《西厢记》中已经发展为了“赖婚”,变成了全剧中的重要情节之一,充分丰富了戏剧的魅力,在崔老夫人这一人物的设置上也更显张力,以此为冲突点带出作品主题。而《莺莺传》“仕与婚”的矛盾冲突和张生“迷途知返”的辩驳也终于在时代的变化中被完全打翻,《西厢记》以更为精湛的艺术表现与情节安排,深刻地展现出了“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这一主题。由此,《西厢记》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部爱情经典,每一个角色都在文本中闪耀着人性的真,更透徹的展现着“情”的美好。

参考文献:

[1](元)王实甫. 西厢记 [M]. 张燕瑾校注.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韩国磐.隋唐五代史论集[M]. 北京:三联书店,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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