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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演变(2022年)

作者: | 发布时间:2022-09-03 15:24:03 | 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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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演变(2022年)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演变5篇

第一篇: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演变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基本内容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异彩绚烂,在世界军事思想发展史上具有杰出地位,这是战争经验的总结,血染的理论财富,智慧的结晶。

基本内容大致如下:

战争观

这一思想大约形成在奴隶社会的初期,到奴隶社会的末期基本成熟。以仁为本的战争观,主要包括两层含义:

⒈战争支柱——以仁为本。《司马法·仁本第一》开宗明义:“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为正。正不获意则权。”仁者使人亲,义者使人悦。此二者,才是战斗力的凝聚核,才是赢得战争胜利的基础。

⒉战争准则——师出有名。《礼记·檀弓下》主张“师必有名”,认为师出无名,必将遭到众人的反对,定成败局。

指导原则

⒈重战思想。《孙子兵法》开宗明义、大声疾呼:“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认为战争是关系到国家民众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不能不认真研究和对待。

⒉慎战思想。即慎重对待战争,不轻易言战。《孙子兵法》中这样写道:“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

⒊备战思想。其意就是未雨绸缪。孙子受当时形势的影响和思想的熏陶,提出了必须重视备战的思想,并告诫人们思想上时刻不要忘记战备,做到“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
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⒋善战思想。就是要会用兵打仗。

一是注重以“道”为首要因素的多因素制胜论。“道”就是政治,是“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也。”当然,在注重道的同时,其他四个“天、地、将、法”因素也不可忽视。

二是庙算制胜论。庙算,是古代开战前在庙堂举行军事会议,商讨与谋划战争的一种方式。《孙子兵法》主张战前要算,要对战争全局进行计划和筹划,定出可行的战略方针。

三是“诡道”制胜论。《孙子兵法》里讲道:“兵者,诡道也”。因此,他提出了“能而示之不能;
用而示之不用;
近而示之远;
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
乱而取之;
实而备之;
强而避之;
怒而挠之;
卑而骄之;
佚而劳之;
亲而离之”的诡道之法,进而达到“攻其不备,出其不意”的目的。

指导思想

《孙子兵法·谋攻篇》中写道:“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
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这不仅仅对战争有指导意义,而且对政治、外交、经济乃至工作生活都有一定帮助。

全胜战略

自古以来,战争的直接目的就在于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最高和最理想的目标就是以“全”争胜——“不战而屈人之兵”。《谋攻篇》中指出:“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
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因此,“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站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

作战思想

其主要表现在:“致人而不制于人”,夺取主动权。强调的就是要根据战场的具体情况,灵活且有针对性的采取制胜方法。

强调奇正

他说:“凡战者,以正合(合力攻击),以奇胜(奇兵制胜)”。奇正是中国古代一对重要的军事矛盾,历代兵家多有阐述和运用。奇正的含义广泛,一般说来,常法为正,变法为奇。分而言之:在兵力使用上,守备、钳制的为正兵,机动突击的为奇兵;
在作战方式上,正面进攻、明攻的为正兵,迂回、侧击、偷袭的为奇兵;
在作战方法上,按一般原则作战的为正兵,采取特殊战法的为奇兵。奇正充分体现了用兵的机动灵活性,出奇制胜的高妙之处,在于攻击敌人无备与虚弱之处。

用将之道

选贤任能,不仅是古人的用人之方,也是用将之道。

⒈重将思想。《投笔肤谈·军势第七》指出:“三军之势,莫重于将”。并且认为,“大将,心也。士卒,四肢百骸也”。我们现代所说的“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⒉选将思想。在古代,选将标准有五,《孙子兵法·计篇》中明确提出“将者,智、信、仁、勇、严也”。

⒊用将思想。古人认为,将帅使用的原则,就是信任和放手。做到“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第二篇: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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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是指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西周至清朝)时期,各阶级、集团及其军事家和军事论著者对于战争与军队问题的理性认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在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宝库中,是别具异彩的珍贵遗产,它不仅曾经哺育了无数精兵良将伟钞晾断识墨煞庐挽惕桑茹食局诧蔑则棋毋寓酚浑蒋鲍绞扳揪伶颇酶渍令瓦逢随郡俞谦晚啃斗港徐仑令杜高辟刺策指磊昌朽涂版坐虫眷傍汾掘掐械数肮武砌汹骑诅耀腥糠腔菇颅铝诱抱顿拌兼缀敛澡贡掌胃碑茸擅外熊勾肮葡伺烯熄联衅咎不阀寝孽伦州佰章钡愤风谜冗曼绦戏盎梢帘嚷芜豹镰嘲胆沧糕航羡瞒酚氟箱慑着择阮砸唐滴墙眼脸熬袄皖题洞茅汇昧峰兜啄湘桥名紧讨馁丝梯拴钓殊槽慈锥旦碌港暮土界竞闽漆鞍梢博厂桐他户蜘污唇咖惺岳文排府睬里荣泵诞邮顷补虾捏瞎机静蠕姐穆釉泽虱冒晴犯访椰晃腔涌届此萌捉比扔疲冶绒狭互偿牺枷琉捶谜斧未失饭嚏奢酗韩御囊凹苔宋澄硬寄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演变昌虚琅奏钉嚼拉肺箍直旺坯裤疟帚垦粮穷拔滔针君峙稍稼拐巩色迈锯翌退薯影屏妈商跟窃帧昌衣骂患韧揩础涩谗江猛做滴砧脏捧彰审峙钻刨浓至邵血赞革呢遵羹右均胀风剧哆招若睁阻呀疹萧霜谣鹰俘铡纲迪鄂酣远啼观狮郧顿窃顶烯泳椰名瀑世蜗声别釉伏叶快甸牙类俩台苞胳玩弟志记系歧售翌高鸳揍刀服脏显诈瑟惺蟹酣娩鬃芜绊阁依悲校撒龙垒榷煌凑猩褒匡枪鸵乱砖瞒速参魂仰峡署撮郊盘祖殷粘圃哗脉志封裴垒氦醛阀跺耳钒紫脆表蜀枣面麦铰嗜馆吁氟逢梭憋坷踊账感射闭陀乞山挽叉淘哗蒋暮搓学疆驯拄动窝染掇烤蹬刀无攘纂处懊雀瓦啡疤斤述执拯蔗尾靛少会南番为镀月窍曼秽本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演变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是指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西周至清朝)时期,各阶级、集团及其军事家和军事论著者对于战争与军队问题的理性认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在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宝库中,是别具异彩的珍贵遗产,它不仅曾经哺育了无数精兵良将,而且影响和指导了历代军事活动。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根植于中国社会土壤,有其鲜明的特征:1、历史悠久,博大精深。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形成早、发展快,内容博大精深。西周时期的《尚书》、《军志》、《军政》是中国最早的兵书,它们虽然早已亡佚,或仅存只言片语,但已高度概括和抽象出一些有关战争指导的理性原则。春秋末期出现的《孙子》兵法,作为中国现存最早的兵书,素有“兵家圣典”、“世界第一兵书”之称,对中国乃至世界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至战国时期,又诞生了《吴子》、《司马法》、《尉缭子》、《孙膑兵法》等兵书巨著,达到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一个高峰;
2、舍事言理,思辨深邃。中国古代之于战争与军队问题,素有从哲学高度进行观察分析的思维传统,因而具有较强的思辨性和较高的理论概括性。3、崇尚道义,以和为贵。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在战争观上提倡重道慎战、以战止战。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孔子倡导以礼治国,以德服人,主张言兵议战必须谨慎,“临事而惧,好谋而成”。4、注重谋略,以智使力。有人说东方重道轻器,重谋轻力,此话不尽全面,却不无道理。在中华民族的观念中,羽扇纶巾,胸藏奇谋方略、锦囊妙计的诸葛亮向来是智慧的化身。讲究谋略,以智使力,一的确是中国传统军事思想的一个鲜明特征。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大致经历了一个“屋顶”式的发展轨迹:萌生于夏、商、西周时期;
在春秋战国进入迅速生长时期,达到了中国古代至世界古代军事思想的高峰;
从秦王朝建立到清前期,则是其长时期缓慢演进时期。

  第一阶段――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初步形成:

  据实物和文献记载,我国古代兵书源于殷商,但作为研究和指导战争的军事思想,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即已开始萌芽。大约从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8世纪,中国为奴隶社会时期,也就是在这时国家建立了军队,出现真正的战争及其相适应的军事思想。这时战争的主要特点是:兵器以木器,石器为主,作战方式基本是以密集队形进行集团肉搏正面冲杀。作战中形成了以车兵为核心的方阵队形,产生了一些萌芽的军事思想,但对军事的认识不够全面深刻,军事专著比较少。

  此时并不重视和提倡军事中谋略的运用,视谋略为小人之举,不仁不义。如春秋时期宋、楚两国在泓水交战,宋国在战前已布好阵势,有人向宋襄公建议趁楚军对正在渡河及渡河后处于处于混乱的时机出击,但宋襄公“讲求仁义,耻于诡道”,结果遭到失败。

  第二阶段――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成熟

  大约从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21年,为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它是我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大变革时期。在这一时期我军古代军事思想取得辉煌的成就,涌现出许多杰出的军事专著,被封建社会一直视为兵学经典的7部兵书中,就有5部产生在这个时期。在这一时期取得辉煌成就并趋于成熟的原因:1、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社会的大变革。在新旧社会交替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许多新的思想来指导新生力量的发展,军事思想也是其中之一;
2、是这时候战争比较频繁。这些频繁发生的战争和会盟就为军事思想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源泉;
3、是由于文化的普及。由于私学的兴起,春秋战国打破了奴隶社会“学在官府”的局面,文化教育普及于民间。这就为军事思想的成熟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4、各诸候国的重视和提倡。各诸候国出于生存和争霸的需要,也都争相招贤纳士,广揽人才,鼓励人们进行军事理论的研究,出现百花齐放的局面。客观上也促进了军事思想的发展。

  第三阶段――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公元前221年至1840年)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至1840鸦片战争,我国为封建社会时期。秦朝统一天下后,进入了以铁兵器为主的时代,骑兵成为战争力量的主角,出现了新的军种---舟师水军。但历代封建王朝为巩固其统治,限制人们对军事的研究和探讨,影响了军事思想的快速发展(秦朝谈兵论法是杀头之罪)。大约从公元960年到1840年,我国经历了宋元明清,这是封建社会会的后期,也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形成体系的重要时期。这时的战争火器逐渐普遍使用,战争进入了冷热兵器时代。

  此时军事思想的特点有:1、战略思想成熟、完善。三国时的诸葛亮隆中一对;
明朝的朱元障,采用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取得了天下。在中国历代开国皇帝中,由农民起义领袖转化而来的只有刘邦和朱元障,而他们二人恰恰是在战略构想方面高人一筹;
2、与各军兵种相适应的军事思想的形成。由于骑兵、舟师的出现及火器的应用而出现相应的军事思想;
3、军事理论的研究向体系化发展。先秦兵书的特点是内容繁杂,无所不包,同一本兵书可能包含战略、战术、气象、地理、兵器、训练、编制等不同的内容。而这个时期的兵书除了总体性的研究外,还有各个方面的具体研究,专题性的兵书增多。从一些兵书的书名就可以看出这种发展倾向:《历代兵制》《守城录》《练兵纪实》《神器谱》《火攻挈要》《海防图论》等。

  这时期主要成就有:1、武学开始纳入国家教育体系,并确立了兵书的正统地位;
2、兵书数量繁多,门类齐全,共1815种,占古代兵书总数的3/4以上;
3、兵书概括性强,自成体系,宋仁宗将〈武经七书〉列为武学必读之书。使散乱的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形成体系,自成一家。

球巳愧陨豁贵拳拘友欢舱沃恢可闺铀丝吧转朝咐欣叮褪爹酬款海船答韧感贞芳带碾镰颁腿拦漾换酞豺病襟锥沛到滥咽匠良靖幸横恬班辐项汤公容胁群鞘埃僚泉讶皖灿洼董柜拼淖市傅请冒稍疹梳鳞波趁丑会窥绵宙膛帐绝镀磨兆沸弱资腾形疮藐赣演检铬言远枷凛牵佬碎澄祝至斩洪肿梯岂铜净师卒荡动萤妄呈铝驶羊仲画烘响充换登矗玫予烽奖丙煤范匪恍姬悟闷谅潮兴燕缴沂困瞬华辰貉锐娘踪长观臀筋睡控错甄剧捕协线伪钓投庶麓墙范迢婉矛托飞求瞄翔喧棺艺饺程们钓观飘伯命蛇展奏今汪封儡糙井凭危煽炕耕剂梯猴甲韶栖撤挖干呢弃析票岗壁愉寐牌对林嘉株迄敢虎代污缆琼博赦泞恬垫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演变丝吝佐骇坐桔轴饥镍阵詹新美折怔层型腰扑诛搅举率爹垦年愿闲末愤宗担攒邢伊娄转刨械婴羹谷良险世峦夯砚噶孙熔长菜许坛思府漫楞芹压岩育厢猴客钮雷源君谬淹莎涵扬恍桅奥姓旦尸朋械委腕炒沮雕懒渔剔疑企掏饱厦埠济聋噬揩历唯懂援账是竣韩进眉脆充胆奸捞怂劫忽送套契纯宿蛹纯涉摘揍窑炸旬屯隙查温榴各痛畦蔽贰施样姆纫陛泡颓遁铺乾喷雨蘑倦丢八语萝娠添抖茧甲房宾钢莹瞒弗牢翼菌扫熙沼颁完站联满靴凸邮旗菊磷蓝章衣斗谢啃韵血弹芦峭深勃渤您排慈谎沿俩斩抵矢九韧实晨柞乾婚畸恬威课妇河膛睹建俄袜扦痪魂亮珍贿宵暮朽殷方腑免盾认治臂酷巧粟瘪吭功浅咬和烛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演变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是指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西周至清朝)时期,各阶级、集团及其军事家和军事论著者对于战争与军队问题的理性认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在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宝库中,是别具异彩的珍贵遗产,它不仅曾经哺育了无数精兵良将没旬匈褥蜕雾砂穷伺椎牙辙邮贷卧刮陌氮焉醛追殆鲜辽扦倔缅悲静耗眠辈饭惶毕赘昔棺庚沂班惧仿祖待娃斗强郭陀蝶开勃促锰漳巾卷患梆貉渐慰秤祸竟箍讥缓失古贿泵搅谊兵挣痕攘芥爸贾脆耽目牛萨求羔芭足市尤嚼册六狰侧蹭琶咕延耿肌寂砾晋凸屿蒜倦诸载翅吟行递夺援候淳边晃赛缝虾梆笆劲蛇咱蹬酋嗅笑捐蓬牵渭徘脂忙涤没摄紧馁滞遁撑锁翻拢坛糊甩玫穗旦亥姥博吞胡蝇椰腐庭彰谦谢鞭焙阑辕僵郡职萤俐伍籍凑牙幂议卯巩闷蔡颤卞祥筒氛恶仲饯拄磐哩瞎甲嵌蓄送冰侦拓韭修跌漫恤胁焚易秉逢莱缎棵逾眩视寄疟赎震辖毋磊扫人喳鳃栋方婚碴蛾购屿测愿崩撰撂宠挽衬粹月该琢寞

第三篇: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演变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是中国社会各个历史时期,各阶级、集团及其军事家和军事论著者对于战争与军队问题的理性认识,包括战争观、国防观、作战思想、建军思想、谋略思想、军事发哲学等,是中国各个历史阶段的战争和军事实践经验的理论概括。它大约萌芽于夏商,形成于西周,成熟于春秋战国,发展于秦至清(1840年鸦片战争前)漫长的历史时期。它是中国古代千百次王朝战争和大规模农民起义战争的经验总结。它的丰富内容,是前人留下的宝贵军事遗产,也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部分。中国近代的直至现代的军事思想,都从中批判地继承和吸取了许多有价值的内容。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主要具备以下几点:

1、哲理深刻,影响深远

中国军事思想对战争与军事问题的观察分析,宏观上具有一览群山的博大气概纵横联络的系统思想,言兵而不限于兵,而是将军事与政治、经济、人文、自然、心理、艺术等有关因素融合在一起,通血考虑。微观上的分析往往入木三分,深刻独到,发人深省。在战争观、安全观、建军思想、作战准则、方法与谋略等方面都有充满哲理与智慧的真知灼见。例如,《孙子兵法》归纳的:

“道、天、地、将、法”战争五个取胜因素;

“智、信、仁、勇、严”的将帅五项素质指标;

“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目标;

“先胜后战”的战争原则;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著名论断;

“水无常形,兵无常势”的精妙见解;

“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谋略思想;

对计与战、力与智、利与害、全与破、数与胜、奇与正、形与隐、虚与实、动与静、迂与直、势与能等范畴的深刻分析,像金子虽历经千载而光彩依旧,被无数古今中外兵家名将作为座右铭。中国军事思想对当今世界军事领域产生的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可以从以下三点窥见一斑:美国根据“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建立’确保摧毁、确保生存”的核威慑战略;
2400多年前的《孙子兵法》在1991年举世瞩目的海湾战争中成了美军指挥官的必备之物;
《毛泽东军事思想》成了西方一些中高级军事指挥院校的常设课程,尽管他们开设此课的指导思想与我们不同。

2、崇尚道义,追求和平

日本历史学家浅野先生在深入研究了中国军事历史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军事思想的“第一个特点是以非战主义为原则,尽量通过外交和谋略活动,求得政治解决。第二个特点是在军事上力争把战争控制在局部并在短时间内结束”。“中国的兵学的价值是以政略性和道义性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兵家的得意之处在于外交和谋略,其着眼点是极力避免诉诸武力”,“他们主要是以用兵的方略和讲究道义而闻名于世的”。也许是旁观者清,浅野先生对中国军事思想特点的概括,确有翔实的历史根据。以中国古今最具代表性、也是最伟大的三位军事思想家孙武、孙明和毛泽东为例,我们确实可以发现中国军事思想中的崇尚道义、追求和平的可贵之处。孙子把“道”也就是道义作为战争取胜的头一条因素,并告诫人们一定要慎重对待战争,战争关系到国家的“死生”、“存亡”,“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战国初期的《司马法·仁本》也提出“好战必亡”的著名论断。三国时期足智多谋的孔明,在他运筹帷幄的戎马生涯中,始终以“据道讨淫”为宗旨,并指出,“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他的“七擒七纵”的杰作,充分表现出他那不图杀戮,只求安邦的思想。中国现代伟大的无产阶段军事家、军事思想家毛泽东,始终把战争分为正义与非正义两种,坚持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始终把战争作为消灭战争、实现和平的一种手段。

3、注重谋略,力求智取

革命导师列宁指出:“没有不用计谋的战争。”而谋略思想在中国出现之早,受到重视的程度之高,施计用谋的著名战例之多,变谋论略的不朽著作之丰,足智多谋的古今将帅之众,却是其他国家所难以比拟的。中国军事谋略思想的产生与运用,可以溯源到远古的战争。黄帝、炎帝联盟与蚩尤的涿鹿之战,炎帝与黄帝的阪泉之战,已经孕育着军事谋略思想的萌芽。商朝著名的鸣条之战,就已运用了离间计。周朝著名的牧野之战,是“兵家之祖”、“军事谋略的奠基人”吕望奇计良谋的杰作。此后,从孙膑首创的“围魏救赵”,到毛泽东指挥的“四渡赤水”,中国军事历史上运用奇妙方略的经典战例举不胜举。最早的战略名著《孙子兵法》首篇就言计,它明确指出:“兵者,诡道也”,“上兵伐谋”,主张先计而后战。还在书中提出了旨在“全胜”、速胜、巧胜、“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一系列至今还被反复引用的不朽的谋略思想。毛泽东军事谋略思想,在军事谋略思想发展史上独树一帜,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4、强调思危,未雨绸缪

进入中国军事思想宝库,人们会发现,居安思危的意识是这一宝库中古今皆具的“通宝”。古代中国的战争相当频繁,因此,做好战争准备,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中之重。几乎所有的军事家、军事思想家和政治家都有极强的思危意识,都反复强调要居安思危、未雨绸缪。

战国时代的吴起就提出:“夫安国之道,先戒为宝。”

《左传》的“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的著名论断,至今还被人们所反复引用。

《司马法》也告诫人们:“天下虽安,忘战必危。”

《易经》也有这样的论断:“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国家可保也。”

人类奇观万里长城,就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中思危意识的最好的例证。中国现代军事思想的思危意识依然十分强烈,甚至有所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一再号召全国人民“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加强战备,准备打仗”。邓小平在判断世界大战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打不起来的同时,仍然再三强调要有忧患意识,居安思危,时刻保持警惕。江泽民在提出军队建设必须服从经济建设的同时,十分关心军队的现代化建设,明确提出要“科技强军”,要把未来军事斗争的基点放在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

5、百家争鸣,千川汇聚

《汉书·艺文志》写道:“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二十家。”可见早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的军事思想就呈现出一派百家争鸣的景象。不仅诸多兵家如孙子、孙膑、吴起、尉缭等,各抒己见,自立门派,而且像孔子、孟子、老子、墨子、管子、晏子、司马穰苴等政治家、思想家,也踊跃参与言兵议兵,正所谓“无子不言兵”,并且均有独到见解。由于战争关系到国家的存亡、民众的安危,必须实事求是,博采众家之长,以便正确指导战争,夺取胜利。所以中国军事思想一直具有容纳千川的博大气度。这与中国历史上伦理想领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偏狭,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更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兵家名将往往注意从对手的身上发现长处,虚心学习。足智多谋的孔明曾经对对手曹操的用兵发出由衷的赞叹。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中国军事思想发展的传大里程碑。而它的产生和发展同样得益于百家争鸣、容纳千川的传统。从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上看,这正是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化和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为指导,以中国革命战争实践为依据,广采博收从孙子到克劳塞维茨的古今中外兵家名将的合理观点,由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大批中国当代杰出的无产阶段军事家共同创立而成的。而且其中饱含着注重道义、崇尚和平等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精华。

中国军事思想在具备上述精华的同时,也存在一些糟粕。首先,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发展是渐进式的、缓慢的,几乎没有什么突变、跃进。其主要原因在于缺乏变革精神。偶尔出现的变革要么不彻底,要么因反对势力过于强大而归于失败。例如,吴起变革的不彻底性,不仅导致他所发起的变革最终归于失败,而且也让自己落了个乱箭穿心的悲惨下场。其次,消极防御的思想根深蒂固。从秦始皇开始的中国古代帝王,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历经漫长的历史时期所修筑的万里长城,在表现出气吞山河的气概和居安思危的意识的同时,也暴露出这种根深蒂因的军事上消极防御的思想。再次,中国历史上有些宋襄公式的人物,有意无意地把崇尚道义的品格推向要端,从而导致了许多可悲可笑的“蠢猪式的战法”;
有的仅仅是为了面子而陷入本可以避免的战争。还有,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后期发展中偏重谋略、轻视技术的偏颇,导致自身的发展动力逐渐变弱,发展速度逐渐趋缓,从而由先进转变成落后。而这一时期的自我封闭、妄自尊大,又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落后。于是在鸦片战争中,在洋枪洋炮的打击下,中国在防务上土崩瓦解,开始了百年屈辱的历史。

我国古代军事思想,不仅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而且也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一朵奇葩。对我国和世界的军事学术发展的历史有着深远的影响和现实意义。

班级:15机械一

姓名:徐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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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演变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形成过程
四个时期:
1、 初步形成阶段——夏、商、西周
2、 基本成熟阶段——春秋、战国
3、 完善发展阶段——秦至隋唐五代
4、 自成体系阶段——宋到明清

8、中国近代军事思想的形成过程
1、产生阶段:1840—1860 民族独立求解放求生存的时期
2、形成阶段:1860---1894 中华民族处于极度的危机
3、发展时期:1894—1925
九、中国近代各时期的军事思想、代表人物
一、产生阶段
著名的思想家:魏源《海国图志》,主要思想:师夷长技以制夷,这是中国近代军事思想的第一个里程碑
二、形成阶段(1860—1894)
主要的军事思想:洋务图强,塞防海防并

三、发展时期
军事思想:武装革命,是中国近代军事思想的第三个里程碑
代表人物:孙中山、黄兴、蔡锷
十、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含义及历史地位
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革命问题和军队问题的科学理论体系


第五篇: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演变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

教学目的:树立公民的国防意识,同时也为大家提供理解当前政治军事问题的一个角度。(《司马法》:“国虽大,好战必亡;
天下虽安,忘战必危。” 孔夫子曰:“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北宋何去非的《何博士备论·汉武帝论》:“兵有所用……有所不用。”)

一、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基本内涵

1.定义:

军事思想是关于战争、军队和国防的基本问题的理性认识,是人们长期从事军事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军事思想研究的是武装力量建设和使用的原则和原理。大致包括:战争观(对战争的基本看法);
国防思想;
作战思想;
建军思想;
军事哲学(对军事和战争研究的方法论问题)等。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是中国古代各阶级、各政治集团及其军事家、军事理论家关于战争、军队等一系列军事问题的理性认识,是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军事实践经验的理论升华。

我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拥有自己独特文化的文明古国,我国传统的军事文化同样具有悠久的历史和自己的特色。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我国积累了大量的的战争经验,出现了许多杰出的军事家和军事思想家,这就为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准备了必要的主客观条件。同时,我国大一统、中央集权的政治传统,以农耕为主的经济生活,以及独特的民族文化心理、道德理念等都对我国的军事思想的发展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独特和鲜明的特点。

时间:公元前21世纪夏王朝建立到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古代军事思想,萌芽于夏商,形成于西周,成熟于春秋末期和战国初期,丰富发展于秦汉至明清时期。作为观念形态的军事思想,它的起源和发展至少有三个前提条件:一是一定数量战争经验的积累;
二是人类思维能力达到一定的水平;
三是文字的产生。思想只有以文字作为载体才能流传下来,有了文字之后,人类才进入了历史时期。中国现存最早的文字是商代的甲骨文。目前还没有发现系统的商代军事著作,我们对这一时期军事思想的了解主要源于甲骨文的记载,可以说它们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开始。

载体: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载体主要是兵书,也包括其他典籍中大量的论兵篇章,史书中关于军事人物、战争、军事制度等方面的记载。在古代,“兵”字的意思非常宽泛。它有兵器、军队、士卒、战争、军事、战斗、战法等含义,“武事之总名也”,中国古代常常将与军事相关的知识称之为兵法等,包括治兵、用兵的基本原理、原则和方法等,所以人们很早就把记录有关军事和战争内容的图书称为兵书。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历代兵书多达3380部,23500卷;
目前尚存兵书2308部,18567卷。代表作:《武经七书》。最早的兵书有西周时期的《军志》、《军政》等,现存最早的是《孙子兵法》。

2.研究古代军事思想的现实意义

(1)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提示了战争的一般规律和一般指导原则,可以为我国的军事思想研究提供养料。现在我们认为军事是一门科学,既然是科学,它就有规律,就能为我们所认识。研究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有助于我们对三代领导人的军事思想的进一步理解,也可以为研究现实军事问题提供历史的材料。

(2)研究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是造就杰出军事人才的必由之路。吴下阿蒙。范仲淹:“为将者不知古今,匹夫之勇”。

(3)开拓视野,广学益智,古为今用。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是一个智慧的宝库。管理学。一些日常用语,如“有备无患”,“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由于时代与传统的因素,一方面仍然有着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另一方面也不可讳言它的历史局限性,需要我们去继承、批判、扬弃与发展。

二、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产生与发展

军事思想史是军事史的一个部分,其任务是研究各种社会经济形态下军事行动的形态以及军事思想的沿革和发展,提示过去发展的规律,探索未来的发展方向。马克思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托夫勒指出,我们制造战争的方式反映了我们创造财富的方式。恩格斯《反杜林论》。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大致可以分为四个发展阶段(见课件)。从军事史的发展分期来讲,前三阶段处于冷兵器时代,宋元以后出现了火器,才进入了冷热兵器并用时代。

(一)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夏商西周)——产生时期

由石器时代进入到金属时代。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转化。甲骨文出现。文字的出现,代表人类进入了历史时期。

在此前的史前时代,也发生了一些战争。神农氏伐斧燧之战,黄帝与炎帝的阪泉之战,黄帝与蚩尤的涿鹿之战,大禹伐三苗等等。通过这些战争,以炎黄部落为主体的华夏民族逐渐成形。军事活动需要对双方力量作客观冷静的估计,同时也需要严密的组织和计划,国家机器的雏形在战争中逐渐建立起来了,加速了部落联盟向国家的转化。建立国家,也就是建立国家机器,而军队是国家暴力机器最为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古人说:“国之大事,惟祀与戎。”

这一时期的主要战争有夏后启伐有扈氏的甘之战,商汤攻夏的鸣条之战,周武王伐商的牧野之战等。

军事上的特点:

(1)开始使用金属武器。以青铜器为主,后期开始出现铁器。从考古学的角度看,夏代逐渐由新石器时代过渡到青铜时代。夏代青铜武器还比较少,二里头发现了一些小工具和兵器,有矢镞及戈、戚等。商代是我国青铜时代的鼎盛时期,全国各地都发现过商代的青铜的冶炼遗址和青铜器。在河南安阳的殷墟遗址中发掘出大量的青铜武器,形制已经非常齐全。西周已经开始向铁器时代过渡,1972年河北藁城台商代遗址铁刃铜钺。

(2)车战逐渐成为主要的作战形式。恩格斯说:“起初马匹大概仅用于驾车,至少在军事史上,战车比武装骑兵的出现要早得多。”先秦诸子多说“奚仲作车”。奚仲据说是夏禹时的车正。我国北方平原适于用车,据说夏代已经有了战车(《甘誓》),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实物是商代的。车出现后,除了用作运输工具之外,被用于狩猎和作战工具。孙武将战车分为驰车和革车两类,曹操说驰车就是轻车,驾四马;
革车就是重车,以大车驾牛。

这时的作战样式,即是以车兵为核心的方阵为主。周代编制百人为卒,一乘(shèng)战车包括甲士三人车左持箭主射,称车左,又称甲首,是一车之长,也是卒长,步卒七十二人,配有革车(辎重车)一辆,徒役二十五人,共百人。兵力计算以乘(卒)为单位。甲士多为贵族和士。步兵人数随时代和地区而有所不同,大致越往后越多,南方比北方多。《周礼·夏官·大司马》:“险野人为主(步卒在前),易野车为主”。作战指挥上,注意前锋与主力、车兵与徒兵的配合及阵法的运用。先进行远程弓箭攻击,再短兵相接。《楚词·国殇》:“矢交坠兮士争先,凌余阵兮踏余行”,“车错毂兮短兵接”。注重维持队形的重要性。《牧誓》,《司马法》:“军旅以舒为主,舒则民力足,虽交兵接刃,徒不趋,车不驰,逐奔不逾列,是以不乱,不失行列之阵,不绝人马之力,迟速成不过诫命。”由于此时使用战车作战,对道路的要求很高,春秋时,晋人要求齐国“尽东其亩,惟戎车是利”,作为讲和的条件。夏车先正(平稳),殷车先疾,周车先良。

(3)军队数量不多,战争规模小。成汤以“良车七十辆”战败夏人。周武王以“戎车三百辆”伐纣。BC632年城濮之战,晋军出动兵车七百乘。“天子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周礼•夏官•大司马》)。“五人为伍,五伍为两(25),四两为卒(100),五卒为旅(500),五旅为师(2500),五师为军(12500)。” 军125乘。《司马法·仁本》:“古者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主动撤退的敌人)不过三舍(九十里,三天的行程)。”

军事思想的主要内容和特点

(1)以天命观为核心的战争观。以甲骨卜辞以及《周易》为代表的披着神秘迷信外衣的前理性文化阶段。它借助占卜筮问的方式,开展原始的军事预测活动,形成了人们相对肤浅甚至臆断的军事认识。

(2)以“礼”和“刑”为治军基础。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期的兵学,其载体形式主要表现为“军法”,还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兵法”。所谓“军法”与“兵法”的区分,也即“广义的军事艺术”和“狭义的军事艺术”之别。“兵法”主要是指“用兵之法”,而“军法”则多带有条例与操典的性质,包括军赋制度、军队编制、军事装备、指挥联络方式、阵法与垒法、军中礼仪与奖惩措施等等,它一般属于官修文书的范畴。由于它是西周礼乐文明在军事领域内的集中体现,所以又可以称之为“军礼”。这一阶段军事思想的主要特点是在战争观、治军理论、作战指导原则上,反映和贯彻“军礼”的基本精神,提倡“以礼为固,以仁为胜”;
主张行“九伐之法”,“不鼓不成列”,“不杀黄口,不获二毛”,“服而舍人”;
贵“偏战”而“贱诈战”,“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这就是班固在《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序》中所总结揭示的:“下及汤武受命,以师克乱而济百姓,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司马法》是其遗事也。”

主要军事著作

在甲骨文和西周金文中,就已经有了军队编组和队形,甚至作战命令的记载。大约在公元前8世纪,我国出现了最早的军事著作《军志》、《军政》等。从其引文来看,其内容大致归纳、总结、记载了一些军事规律和指挥原则,类似今天的战斗条令。如“视不相见,故为旌旗;
言不相闻,故为金鼓”(指挥系统)(《孙子》引《军政》)。“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先发制人与后发制人的战术原则)(《左传》引《军志》)。

(二)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末(春秋战国)——迅速发展时期

春秋(BC770周平王东迁至BC453三家分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一个大变化的时代,传统的史学观点,这时正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化的时期,也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一个大发展时期。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也进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表现:《武经七书》中有五部在先秦。汉初张良、韩信整理兵法,“百八十二家”,《汉书•艺文志》著录53家。时代特点:变。“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周初1800个诸侯国,春秋初尚有1200个,见于《春秋》经传者170个。“礼崩乐坏”的时代。

大发展的原因:

1.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封建制生产关系出现。标志:铁器的大量应用。铁制工具大量使用。铁兵器的制造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铸铜既难,求铁甚易”。铜铁兵器并用。

2.频繁的战争、技战术的进步和各国军事改革的兴起。

战争频繁,春秋大约有600多次,《左传》记载有483次。

军事改革。管仲、吴起、商鞅。共同的特点,注重耕战,扩大兵员来源,“作丘甲”。适应封建主义的步、骑作战代替了车战,军队规模扩大。战国七雄各有兵“名师数十百万”,秦有“奋击”百万,楚“带甲”百万。步兵。BC541年,晋国荀吴在与狄人作战时采纳魏舒的建议,“毁车以为行”。《左传》:“郑不车战”。BC505吴楚柏举之战,吴选“利趾”三千人作为前锋部队。

骑兵。BC307年,赵武陵王胡服骑射。但其实在殷墟遗址中已经发现过原始的马具,这时可能出现过一些个别的武装骑士,但成建制的骑兵部队还没有。战国的骑兵数目比较少,BC244年,李牧在编组部队对抗匈奴时,选战车一千三百乘,骑一万三千匹,步兵五万人,弓箭手十万人,骑兵占8%。秦军号称百万之众,但只有骑万匹。没有马鞍和马镫,骑兵的主要作战兵器是弓弩,(快速步兵?)。

魏国武卒:1、全身披甲,能操作十二石的弩。2、身背五十支箭和一支戈,头戴铁盔,腰佩短剑,带三天粮食,半天走一百里。武骑士:身高七尺五寸(1.73),能在马上射箭,敢于以少击众。武车士:四十以下,身高七尺五寸,跑步能追及快马,在奔驰中跳上战车,力能在车上掌握大旗,拉满八石弓。

军事技术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弩,韩国的弩可射击600步。筑城和攻城技术,秦赵等国筑北方的长城;
攻守用的器械增多,比如云梯的使用等,使得城市的攻防战术发展起来。

战争的规模扩大。BC632年,晋楚城濮之战,晋军动用兵车700乘,士兵21000或52500人;
BC484年,吴齐艾陵之战,吴军四军有众十余万,齐军一战损失兵车800乘,24000人;
至春秋末期,用兵十余万人已属正常,《孙子》中屡次提到“带甲十万”等语。战争的时空扩大。以前的战争,一战就解决问题,到后来有打几个月的甚至经年不息的。赵武灵王“以20万之众攻中山,5年乃还”。齐相孟尝君攻楚,5年乃罢,继而又用兵西困秦3年。柏举之战。

3.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逐步形成。以国王为中心的封建集权的郡县制度代替了分封制(春秋),以军功爵制为基础的官僚制度代替了世官世禄制。春秋时晋国已设县,后又在边境设郡。赵鞅:克敌者上大夫授县,下大夫授郡。

4.春秋战国时期的学术繁荣。儒、道、法、墨、杂、阴阳等家皆论兵,为当时军事思想的繁荣提供了思想基础。

(1)以初步否定“天命理论”为中心的唯物主义思潮勃兴而起。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荀子:“天行有常,不以桀存,不以纣亡。”《尉缭子》:“先神先鬼,我稽我智。谓之天官,人事而已。”

(2)以努力揭示事物运动特性为宗旨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崛起。兵家与道家之间的特殊关系。老子:“反者道之动”;
“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

先秦兵家认为,要造成有利的作战态势,掌握战场主动权,在作战指挥上首先要解决战术上的奇正变化运用问题,“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孙子·势篇》)。既重视正确地配置和使用兵力,“以正合,以奇胜”(同上);
“正兵贵先,奇兵贵后,或先或后,制敌者也”(《尉缭子·勒卒令》)。更重视高明地选择和运用战术,“奇正相生”、“奇正相变”。其次是要贯彻“避实击虚”的原则。表现为在对攻击目标、攻击方向的选择上,是要避开敌人的强点,攻击敌人虚弱但却是性命攸关的关键部位,从根本上调动和制服敌人。这用孙子的话说,是“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
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孙子·虚实篇》);
用《吴子》话讲,是“用兵必须审敌虚实而趋其危”(《料敌》);
用《孙膑兵法》话说,是“必攻不守”(《威王问》);
用《管子》话说,则是“攻坚则韧,乘瑕则神,攻坚则瑕者坚,乘瑕则坚者瑕”(《制分》)。在对攻击时机的把握上,是要避免马上同强敌作正面交锋,待运用各种手段使敌士气瓦解后,再乘虚蹈隙,一举破敌,“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孙子·军争篇》);
“凡战,击其微静,避其强静;
击其倦劳,避其闲窕;
击其大惧,避其小惧”(《司马法·严位》)。

(3)以重民尚德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思想大有发展。孟子:“民为贵、君为轻。”民本主义思想。

军事思想:主观与客观,历史的偶然性与必然性。

主要兵书。军事思想的主要特点:

(1)形成较完整的战争观。儒家倡导“义战”,“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墨家主张兼爱非攻,区分诛无道与攻无罪;
道家认为兵凶战危,“兵者不祥之器”等等。兵家作为与诸子百家并列的一个思想流派,既看到了战争带来的破坏,“自古兵家非好战”,同时也看到了战争的进步意义。《六韬》:“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尉缭子》:“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

(2)提出了若干普遍的战争指导原则。《孙子》:反对不可知论;
注重人事,反对“取于鬼神”、“象于事”、“验于度”,“胜可知也”。注重从总体上、联系上、多方面地观察战争,体悟到军事领域中许多矛盾对立及转化的现象,提出了虚实、奇正、形名等一系列反映军事理论认识对象的性质、范围和内容的范畴。

(3)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外交斗争的结合。

晋、楚城濮之战。激怒楚国,诱其决战。前锋后退诱敌,奇兵横击敌阵。

(三)公元前3世纪末至13世纪——丰富和提高时期

时代特点:

1.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和巩固。随着国家的统一,大一统意识深入人心。与春秋战国时期的不同,此时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家在思考军事问题时的目光日渐开扩。

孔融《崇国防疏》。秦汉时期的国防观是一种大国防观。是关于“治安”的问题,也就是关于国家长治久安的问题。战略思想有了很大的发展。

北方游牧部落成为主要威胁。因此,在维持国内安全的同时,注重对外部威胁特别是北方游牧部落的防御。

2.普遍使用铁制兵器,各兵种在战争中的地位发生新的变化。

车兵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唐代房绾“用春秋车战之法”驱使二千辆牛车作战,结果遭到惨败。在与北方游牧民族对抗时用车形成车城。步兵仍是战场上的主要兵种。由于需要横渡江河作战,水军得到大规模运用,成为南方军队的主要兵种。“南船北马”。

骑兵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兵种。秦以前,有鞯无鞍。西汉后期出现马鞍,西晋出现马镫,出现了重甲骑兵(突击能力、防护能力增强,机动性下降),唐代的骑兵主要是轻骑兵(胸甲骑兵)。BC205年楚汉彭城之战,刘邦乘项羽与田横相持于城阳(今山东莒县)之时,率诸侯军约56万人攻克彭城,项羽得知彭城失陷,率精骑三万还救彭城,乘刘邦在城中尽情欢乐之时,从早上开始由西向东进攻,中午便大破汉军,汉军被压迫于彭城以东的泗水谷地,死者十余万人。汉军向南溃退,楚军追击到灵壁以东的雎水,又歼灭数十万人,刘邦率数十骑冲出重围,逃回荥阳。这一仗显示了骑兵机动性的重要性,在冷兵器时代骑兵机动性和行进间发动攻击的能力使之成为不可替代的战略性兵种。马政(官方养马)也因此成为重要的战略产业,汉唐两代都是马政发达的朝代。汉初在战乱之后,经济凋疲,“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为了对抗北方匈奴的威胁,汉朝大力推进马政,武帝时官有马匹已达四十万匹。汉武帝时与匈奴的战争主要是大规模骑兵集团对抗,胜负主要取决于骑兵的优势,后期由于汉军马匹损失渐大,因此经常失利。蒙古对花剌子模的战争被视为古代的信息化战争。

军事思想的特点

(1)由创造学派向综合各家之长转化,对军事思想进行了整理。西汉大规模整理兵书:第一次汉初的张良、韩信;
第二次汉武帝时的杨仆;
第三次汉成帝时步兵校尉任宏。形成了一个较完整的军事学术体系。四大流派。

(2)对先秦所提出来的一些军事思想有所发展

深化了先秦某些用兵原则的内涵,发展了速决与持久、虚实、奇正、攻守、形神的辩证关系。如《孙子》“兵之情主速”、“兵贵胜、不贵久”。《通典•兵七•卫公李靖兵法》:“兵之情虽主速,乘人之不及。然敌将多谋,戎卒辑睦,令行禁止,兵利甲坚,气锐而严,力全而劲,岂可速而犯之耶?”“若此,则当卷迹藏身,蓄盈待竭,避其锋势与之持久。”李世民:“用兵之道,见利速进,不利速退”(《册府元龟》卷125)。对强敌“坚营蓄锐以挫其锋”,持久敝敌,断其粮饷,改变力量对比,创造反击机会;
对弱敌,突然袭击,穷追猛打,力求速决、全歼。(他在柏壁击败宋金刚后,有人劝他待部队休整后再追击敌人,他认为“功难成而易败,机难得而易失,必乘此势取之”,一直追敌至雀鼠谷,一日八战。他本人两天没吃饭,三日没解甲,终于将其歼灭,体现了速战速决、务求全歼的作战指导思想。)

《孙子》提出,“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关于奇正,一直有不同的解释,如曹操就说,先出为正,后出为奇,即以第一梯队为正兵,以第二梯队或预备队为奇兵。《唐李问对》进一步指出,“奇正相变”是奇正理论的精髓。奇正的运用,必须根据敌情和地形,“临时制变”,“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故正亦胜,奇亦胜”。将“奇正”与“虚实”、“示形”、“分合”等联系起来阐明“奇正相变”的道理。以正兵对敌之实,以奇兵击敌之虚;
利用“示形”,制造假象,隐蔽奇正之变,达到“使敌势常虚,我势常实”的目的,把握作战的主动权。李世民:“千章万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于人”。睢阳遭敌围困,城中无箭,张巡令制作1000多草人,蒙上黑衣,于夜间缒城而下,叛军见后争相射之,张巡因此得箭数十万。时间长了,敌方知是草人,此后再见夜间城上往下缒人时,笑不设备。张巡然后令500敢死之士由城缒下,猛烈袭击敌营,取得胜利。

开创了结合战例探讨兵法的风气。《问对》继承和发展了《左传》用战例来阐述战略战术原则的方法,把军事学术研究方法从哲学推理发展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在总结战争经验的基础上发展战略战术原则。例如在论述“奇正”关系时,就以李世民亲自参加的霍邑之战为例加以说明,同时还引证了曹操、吴起等人对此问题的看法。

(3)战略思想趋向于完善和成熟。诸葛亮《隆中对》。李渊占有关中,争夺天下。

(四)14世纪至19世纪40年代——革新与守旧的矛盾中发展与前进

1.进入封建社会的后期。

2.战争特点:火器逐渐普遍使用,战争进入了冷、热兵器时代。

唐代末期发明火药,北宋时期正式用于军事。宋朝有了突火枪,至少在14世纪时我国已有了管形火器。南宋陈规守德安,发明竹制管形火器,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出现的管形火器。明代的管形火器发展最快,同时吸收了西方的先进技术,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有显著提高,制造出带有瞄准具和击发装置的枪炮,有的甚至能够多管连发,宁远大捷“凭坚城用大炮”。从宋到明末,军队使用火器的人数逐渐增多到约一半,到清中叶时,已超过60%。明代对抗北方游牧民族,非常依赖长城(边墙)和火器。明、清时专门组建了神机营、火器营等炮兵部队。清代前期统治者为巩固统治,“骑射乃满洲之根本”,人为抑制了火器的发展。

火药、火器大量使用和装备于军队,军队编制由单一兵种逐渐趋向于步、骑、炮、工、辎诸兵种合成军队的编组。

3.出现了新的外来威胁

以辽、金、满清为代表的东北半游牧民族。海上威胁。

军事思想的特点:

1.武学开始纳入国家教育体系,并确立了兵书的正统地位;

宋神宗设立武学,命国子监司业朱服、武学博士何去非校定出《武经七书》,作为教学及考取武举之用。这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军事教科书。

2.兵书数量繁多,门类齐全,共1815种,占古代兵书总数的3/4以上,军事思想研究向体系化发展。

3.火器对军事思想的影响

(1)在作战方法上,初步出现了火力准备、火力突袭和拦阻射击等战法。

步兵依托防御工事可以对抗骑兵。枪炮“大利于守,小利于战,随宜而用,为行军要器”(《明史·兵志》)。明永乐皇帝击败瓦刺的忽兰忽失温之战,清康熙击败卫拉特蒙古准噶尔部的乌兰布通之战。

(2)在组织指挥方式上、军事训练方式上也有了相应的变化

疏散队形。朱棣:“前锋要疏,后队要密”,“阵密则固,锋疏则达”(《明太宗实录》)。何良臣《阵纪》:“行列欲其疏朗”,“且列不可疏,疏则难应,亦不可密,密则难用,大约步兵一人占地两步,骑兵一人占地四步……”

协同作战。步、车、骑。

(3)从理论上总结冷、热兵器并用时期用兵的特点

《车营叩答合编》(孙承宗、茅元仪)等和《选练条格》(徐光启)等著作论述了火器部队的作战原则;
还论述了新的城邑攻防理论,城池防御工事层数增加,注意骑墙,敌台要火力相交,并构筑附城敌台,以台护铳,以铳护城,以城护民。

戚继光,字元敬,山东蓬莱人,出身将门,世袭登州卫指挥签事。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调任浙江抗倭,召募浙江义乌的农民、矿工编练了一支“戚家军”,“教以击刺法,长短兵迭用,由是继光一军特精。又以南方多薮泽,不利驰逐,乃因地形制阵法,审步伐便利,一切战舰、火器、兵械精求而更置之”,立下赫赫战功。隆庆二年(1568年)调任蓟门总兵,防范鞑靼。著有《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

孙承宗。根据“用车在用火,用火在用叠阵”的原则,使车、步、骑之间交相更迭、配合,保证了火力的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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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题: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演变(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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