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成就的系统检阅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0559—8095(2009)04—0125—03

刚刚过去的20世纪，是中国“天翻地覆慨而慷”的伟大世纪。如果说，这一百年中国政治上最辉煌的成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以改革开放政策将中国导向社会主义的小康之路，那么，这一百年中国历史学的最辉煌成就，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完成了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的成功转型。总结这一转型的历程和取得的诸多成就及其经验教训，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种总结可以成为新世纪史学的出发点，犹如一个彩霞满天的日落预示着一个壮丽无比的日出。正因为如此，在世纪之交的中国史学界推出了一批回眸20世纪史学的总结性论著。陈其泰主编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以下简称《成就》)一书就是这批论著中最具代表性的成果。

新中国成立后，白寿彝先生主持的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成为中国史学的重镇之一。改革开放以来，这一史学重镇获得了长足发展。尤其是在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研究领域更是建立起一个蜚声史坛的学术团队，培养了一批成就卓著的史学人才。如陈其泰、瞿林东、吴怀祺就是其中的代表。他们陆续推出了一批很有影响的论著，展示了厚重的学术积累和良好的理论素养。《成就》一书的主编和10位撰稿人都是研究有素、具有创新精神的学者，由他们组成的优势互补、团结合作的学术团队，是《成就》能够成为高品位学术著作的基本保证。

《成就》以5章19节的宏伟架构，40多万字的浩繁卷帙，全面、系统地总结了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它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说：

本书所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包括如学术界有的同志所称的“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按我们的理解，凡属“五四”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家所关注的中国古代社会性质、古史分期、中国历史规律探索、中国近代社会性质和历史进程基本线索、民族问题、历史评价问题，以及关于文化遗产和史学遗产的批判继承、历史认识方法论问题、史学发展和史书编纂、史学社会功能、批判教条主义恶劣影响、坚持唯物史观指导和大力吸收西方新学理、多学科研究、探索中国史学的民族特色等项，所有这些回应时代需要，对于推进中国史学发展大有意义，并且具有理论概括和抽象性质的学术成果，都属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之列。而不把史学理论仅仅限制在认识论、方法论、纯历史哲学一类的范围内。

显然，按照作者的理解，《成就》几乎涉及了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全部成就。作者基本上是按照专题设置章节，对每一个专题的内容、争论的问题、主要代表人物的重要论著和学术观点，都作了扼要的介绍并进行了切中肯綮的评价。不仅全面展示了被誉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五老”的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的主要学术成果，而且一些传统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如顾颉刚、陈寅恪、陈垣、吕思勉等的学术成果，只要体现或暗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得以展现并获得公允的评价。对一些传统史学根基深厚、新中国成立后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在学术上取得突破性成果的代表人物，如谭其骧、唐长孺、徐仲舒、史念海等人的学术成就更是加以详细介绍和给予高度赞誉。同时，也对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史学新秀的理论贡献给以重点介绍和由衷的赞美。可以说，凡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引进、创立和发展过程中作出贡献的学者和他们的论著，都在《成就》中占有了应有的位置，获得了比较公正的评价。

在对近百年史学领域的理论成果进行全面盘点的基础上，作者认定，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从创立、发展到成熟和繁荣的过程中尽管曾出现教条主义、僵化和绝对化的缺陷，曾受极“左”政治路线和“文革”十年浩劫的严重干扰，但成绩是主流，成就是巨大的。其主要表现，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成为史学界公认的指导思想；二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史学完成了由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的成功转型并在众多领域取得了一系列超迈前人的重要成果。基于此，作者对近年来出现的一些否定唯物史观和抹煞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成就的观点进行了旗帜鲜明和有理有据的驳斥，凸现了作者对唯物史观的笃信和矢志不移的坚定立场。

诚然，《成就》的学术价值首先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历程和重要成果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与评判，但它的可贵之处却是在评判中不时闪现的学术创新之点，以及对当今史学界热议的理论问题的回应。比如，在第一章《绪论》中专设一节“传统思想的精华何以通向唯物史观”，以中国古代文献中最具代表性的资料论证了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中的朴素唯物论、辩证发展观、大同思想和反抗压迫的精神，以及同情民众苦难的情怀，认为这些内容都与唯物史观有相通之处，从而说明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不是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障碍，而且恰恰是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有利条件。这就否定了人们长期存在的一个认识上的误区：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唯物史观的因素。又如，针对史学界一部分人认为“历史是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理论”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而是斯大林的独撰的意见，《成就》经过对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细密辨析，证明这一观点的明确表述虽然始于斯大林，但基本上是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再如，对史学界一部分人否定秦朝以后的古代中国历史是封建社会的观点，《成就》从马克斯、恩格斯、列宁著作的本义和欧洲封建社会历史与秦以后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比较研究中得出结论：尽管秦以后的中国古代社会与欧洲封建社会相比有自己鲜明的特点，但地主与农民的矛盾是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一封建社会的基本特征却是相同的；其政体形式在前期虽有不同，但后期却基本相同，都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因而秦以后的中国古代社会只是有别于欧洲封建社会的另一种类型的封建社会，而不是非封建社会。用其他任何概念来概括中国这一阶段的历史都不如用“封建社会”更科学。同时进一步认定，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理论是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抽象。其他，如对前苏联史学对中国史学影响的检点，对“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反传统倾向的评判，对近代历史进程基本线索和民族理论的新认识，对“历史评价理论”的探索，对“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思考，对史学社会功能的再认识，对唯物史观与历史考证学关系的考量，对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发展前景的展望等，都展示了作者自己独创的学术见解。所有这一切，保证了《成就》一书不单是“史”的客观叙述，而是以“论”的新颖和独到使之具有较高的学术品位和丰厚的学术含量。因此，可以这样说，今后学人如想继续深入研究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发展史和史学史，无论你对《成就》如何评判，它都是绕不过去的一部书。

当然，与任何有建树的学术著作一样，《成就》一书的内容和观点都留下了可以继续讨论的学术空间。《成就》所涉及的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内容虽然比较全面，但有些重要内容却失之太简。如“五朵金花”之一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就没有列出专章进行评述，只是在某些章节中附带涉及，而这恰恰是“五朵金花”中争议最多的问题。再如对马克思主义著作传人中国的历程，也没有依时间顺序进行细密的检视。因为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传人中国，绝大多数都经过了前苏联这个“二传手”。而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我们的理论界是唯苏联马首是瞻的。这个“二传手”究竟传给了我们多少马克思主义的真经，又传给了我们多少教条主义的假货，实在有必要仔细检点一番。应该说，自从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以后，我们的史学界，包括整个学术界，在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既有可圈可点的不容否认的伟大成就，也有不容忽视的错误、缺点与不足，最大的问题是一度存在较严重的教条主义、僵化和绝对化倾向。其实，除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基本原理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具体论述、某些观点，并不全是普遍真理，其适应性有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而有些观点和结论或者是错误的，或者是片面的，如《共产党宣言》中关于“与过去的传统彻底决裂”的观点，毛泽东关于历史动力一元论的观点、关于人口越多越好的观点、关于与私有制和与宗教彻底决裂的观点、关于阶级斗争观点、关于中国知识分子阶级定位的判断，特别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等。《成就》尽管对极“左”政治路线和教条主义、僵化与绝对化的理论、方法对历史研究造成的危害和弊端作了简洁而系统的评述，但既失之太简，也不够深入。在涉及一系列长时段的对所谓“资产阶级史学”批判问题时，只是将成本禹作为一个代表人物加以论述，并未展开深入评析。总结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是为了使今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前进过程中少走弯路，能够更加健康地在可持续发展的条件下和环境中走向未来。

责任编辑：孙久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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