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评《宋元戏曲史》的史学及文学价值

作者简介：郭琳琳，（1987—）男，山东淄博人，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专门史。

摘 要：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是中国第一部戏曲史论著。该书以宋元时期的戏曲为研究对象，系统论述了中国古代戏剧之渊源及演变过程，并对中国戏曲文学的成就等在中国戏曲史研究中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对中国戏曲史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作为一部戏曲史研究的佳作，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特别能够追本溯源，同时显示出了王国维精湛的考据功力，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同时《宋元戏曲史》以“中国文学”为角度来探讨了中国戏曲的起源形成与变迁，体现了王国维杰出的文学境界。

关键词：《宋元戏曲史》；戏曲史；开山之作

中图分类号：J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7-0000-01

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又名《宋元戏曲考》，是中国第一部戏曲史论著。该书以宋元时期的戏曲为研究对象，系统论述了中国古代戏剧之渊源及演变过程，并对中国戏曲文学的成就等在中国戏曲史研究中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宋元戏曲史》是中国戏曲史研究的开山之作，在中国戏曲史上意义巨大。但是，中国人因长期受困于儒家思想，长期以来将诗文视作正统，使得戏曲研究颇不受重视。因此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的《序》中疾呼：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1]

作为一部戏曲史研究的著作，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特别能够追本溯源。在书中，王国维对中国古代戏曲的起源的各种因素，进行了细致而完整的研究。从巫觋、古优、春秋战国时期的优孟衣冠，到汉唐之际的滑稽戏、歌舞百戏，到宋元时期的杂剧院本、影戏、傀儡戏、说唱文学、各种乐曲小说，注意考证它们的内容、来源、艺术特点和表现形式。王国维用发展的眼光在各种艺术门类中探繁求简，勾勒出了中国古代戏剧的演变过程。这其中以第一章给人的印象最为深刻。文章之初作者提出设问“歌舞之兴，其始于古之巫乎？”接着作者引用《楚语》、《说文解字》、《商书》、《汉书·地理志》、《陈诗》等材料对此进行了详尽的回答，而得出了“是古代之巫，实以歌舞为职，以乐神人者也”的结论。其后文章又说到“周礼既废，巫风大兴，楚越之间，其风尤盛。”作者以详实的史料描述了春秋战国祭祀之礼下歌舞之盛的情境。由此作者认为“是则灵之为职，或偃蹙以象神，或婆娑以乐神，盖后世戏剧之萌芽，已有存焉者矣”。又如第十四章作者对南戏渊源的考证。南曲谱录之存者，以沈璟之《南九宫谱》为最古。作者就其曲名之出处进行了一一考察。经作者考证，此书存南曲共五百四十三章，其出于大曲者二十四，出于唐宋词者一百九十，出于南宋唱赚者十，同于元杂剧曲名者十有三。总而记之南曲五百四十三章中，出于古曲者凡二百六十章，反当全书之半；而北曲之出于古曲者，不过能举其三分之一，可知南曲渊源较元北曲更古。《南九宫谱》存南曲五百余章，王国维对其渊源逐一加以考证，其史学功力之深，治学态度之严谨得以彰显。

纵观《宋元戏曲史》全书，王国维考据功力之深给人印象最为深刻。如作者对古人之优人开始皆以侏儒为之的考据：《乐记》称优侏儒。颊谷之会，孔子所诛者，《毂梁传》谓之优，而《孔子世家》、何休《公羊解诂》，均谓之侏儒。《史记·李斯列传》：“侏儒倡优之好，不列于前”《滑稽列传》亦云：“优者，秦倡侏儒也。”故其自言曰：“我虽短也，幸休居。”此实以侏儒为优之一确证也。 作者引用《乐记》、《毂梁传》、《孔子家语》、《公羊解诂》、《史记》等多种材料来加以考证，力求其证万无一失。又如作者对陶九成《辍耕录》之院本名目为金代所作之考证。作者为求精确，共取四证。《辍耕录》云；“金有杂剧、院本、诸宫调。院本、杂剧，其实一也。国朝院本杂剧，始厘而二之。”今此目之官本杂剧段数同名者十余种，而一谓之杂剧，一谓之院本，足证明其为金之院本，而非元之院本，一证也。中有《金皇圣德》一本，名为金人之作，而非宋元人之作，二证也。如《水龙吟》、《双生叠韵》等之以曲调名者，其曲仅见于《董西厢》，而不见于元曲，三证也。与宋官本杂剧名例相同，足证其为同时之作，四证也。[2]作者史料运用之贯通，考据之精密，治学态度之严谨由上述两例已可见一斑。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的另一特色是以“中国文学”为角度来探讨中国戏曲的起源形成与变迁。论文学，必须以文本为依据。论戏曲，也就必须以剧本为依据。从文学的角度，王国维给予“元曲”以极高的评价，认为元曲是足以与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并提为“一代之文学”，并且十分明确的说，“后世莫能继焉者”。王氏还认为元杂剧之所以为一代之绝作，在于两点，一因元曲之自然，二因元曲之意境。那什么是元曲的自然呢？元曲之佳处在于“自然”，而元曲的自然主要体现在：一、元代科举不兴，使得众多元曲的作者创作动机更为单纯，不像前代文人那样存有“藏之名山传之其人”的功利之心，而是纯粹的自娱自乐。因此，元曲作者们创作动机上的是自然的，这使得元曲本身带有自然的属性。二、元曲的作者创作时敢于突破种种限制，更加专注于抒发心中的真情实感，有着“但摹写其胸中感想，与时代情状的”创作特点。这使其作品在内容和风格上流露着自然之意。三、元曲其文字多使用俗语，语言简洁明了，这使元曲的语言风格也带有着自然之意。因此，在王国维看来，元曲（或元剧）是自然是文学。那何为元曲的意境呢？王国维说过：“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也，”凡如此才能称得上有意境。王国维认为古代诗词多讲意境，而元曲更是如此。与之相比，明清以来的文学在思想结构上似有胜于前朝之处，但是论意境，元曲则更胜一筹。在王国维看来，明代之后，杂剧如朱有燉之作，“元人生气，至是顿尽”；至于王九思、康海、徐渭，“均鲜动人处”，“不逮元人远甚”，他人更无足论。南曲戏文也是如此。明代南曲传奇，以沈璟、汤显祖为“巨擘”，“沈氏之词，以合律称，而其文则庸俗不足道。汤氏才思，诚一时之隽，然较之元人，显有人工与自然之别。所以王国维的目光止于元代，而不屑于编纂明清戏曲史。“意境”是“自然”的延伸，自然又蕴含着“意境”的张力。王国维将两种体悟合于元曲，是其一发明，体现了其超人一等的文学境界。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问世后，被学术界誉为中国戏曲史的开山之作，在戏曲学研究中产生作用以及在戏曲论著中的影响巨大。许多学者对本书给予了高度评价。1919年元旦，傅斯年在《新潮》创刊号上发表径以《宋元戏曲史》为题的书评，文章一开头就说：“近年坊间刊刻各种文学史与文学评议之书，独王静庵《宋元戏曲史》最有价值。[3]1923年梁启超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有激赏之言：“最近则王静安国维治曲学，最有条贯，著有《戏曲考原》、《曲录》、《宋元戏曲史》等书，曲学将来能成为专门之学，静安当为不祧祖矣。”[4]总之，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在近代史以来的戏曲史研究中具有奠基性的意义，其集史学价值与文学价值于一身，是一本不可多得的佳作。同时该书所体现出的作者的严谨治学、精益求精的治学精神也为后世学者们作出了表率。

参考文献：

[1]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页

[2]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57页

[3] 傅斯年：《王国维著宋元戏曲史》，《新潮》1919年第1卷第1号

[4]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4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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