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百年奋斗历程启示论文题目（精选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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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启示论文题目4篇

【篇1】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启示论文题目

浅谈《大公报》的百年发展历程

[摘要]一九零二年以来的百多年，《大公报》见证了中华民族从积贫积弱走向繁荣强大的历史；
一九四八年以来的半个多世纪，《大公报》也见证了港人奋发进取、艰苦创业的历程。可以说，一百年的《大公报》史，是国家的一本百年“日记”，也是香港一本半个世纪的“日记”。虽然经历了百年的沧桑与洗礼，但是《大公报》作为我国新闻史上最具影响力、最负盛名，同时也是寿命最长的一家报纸，从一九零二年创刊至今，其地位仍旧是举足轻重的。它顺应中国历史的发展趋势，将中国人民在求解放、谋发展这条曲折的道路上所经历的种种艰辛与坎坷、取得的辉煌与成就、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等等都一一记录了下来，《大公报》可谓是一本最鲜活的中国现代史教科书。

[关键词]大公报 历史 发展

[中图分类号]g2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3）01-0093-02

一、《大公报》的发展历程

中国报史研究最负盛名的专家方汉奇曾这样评价：“中国新闻界含金量最高的世界级品牌报纸——《大公报》”。中国有两千多家报纸，但出版百年，在新闻史上有过重大影响，在全球华文传媒界有着崇高声誉的，只有《大公报》一家。

从最早的英敛之时期到王郅隆时期，再到之后的新记公司时期以及从1948年之后在香港办报的这五十多年，《大公报》所经历的这四个时期可以说是其一百多年以来发展的一个缩影。“由满族爱国知识分子创办的一份支持改革的报纸开始，经过受皖系政客把持的一个短暂时期，和资产阶级‘文人论政’的一段时期，到之后在香港作为爱国爱港报纸的时期，可以说整个报纸的历史是一以贯之的”[1]。《大公报》是迄今中国发行时间最长的中文报纸，也是1949年以前影响力最大的报纸之一。《大公报》以“忘我之为大”的“大”字，和“无私之为公”的“公”字作为报名，这是一个响当当的报名，“忘已之为大，无私之谓公”，也就是说忘已无私是大公。“扩大公无我之怀，移风易俗，富国强民”，这就是《大公报》办报宗旨，也是这一百年为此奋斗的目标。丁关根说：“《大公报》百年沧桑，辗转七地，经历了清、民国、新中国，应当说是记录了中华民国的兴衰，见证国际风云变幻。尽管《大公报》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期，但她坚持进步，坚持正义，报效祖国”。

在旧中国时期，《大公报》享有很高的盛名和威望，引领着当时的舆论界导向，对每个历史时期的发展都产生过十分重要的影响。在当时，第一家派记者深入边区采访的就是《大公报》，并在全国公开发行了相关系列通讯；
1919年，被派往法国对巴黎和会进行采访的中国记者只有一人，他就是当时来自《大公报》的胡政之；
派记者前去苏联报道在中苏建交之后苏联的发展情况的，《大公报》是国内报纸的第一家，总之，不论是波茨坦会议还是纳粹战犯的审判，亦或是日本签字投降仪式，有太多的重大历史事件都有《大公报》的记者在现场的见证。

《大公报》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报纸之一，于1902年6月17日首次在天津法租界出版，之后，又依次辗转于汉口、上海、桂林等地出版。在旧中国时期，《大公报》曾经有过武汉、天津、重庆等六个版，并在当时创下了日总发行量约20万份这个前所未有的报纸发行记录。到了建国之后，在中共港澳工委的领导下，《大公报》继续在香港出版发行，并与其他两家香港报纸共同形成了当时香港左派报纸的阵地。至今仍在出版的《大公报》香港版，曾是香港舆论导向的领导者，它于1938年8月13日创刊，又于1948年3月15日复刊。自复刊以来，无论是在香港回归之前还是回归之后，《大公报》一直都为香港特区的蓬勃发展献计献策，做了大量的工作，对整个香港的繁荣稳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成为了香港地区极具影响力的爱国进步报纸。

二、《大公报》的办报宗旨和特色

《大公报》作为我国历史上一份著名的文人报纸，一贯奉行“言论报国”的宗旨，在长期的办报历程中，逐步形成并巩固了个性鲜明的“敢言”传统。它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地更新版面、增加内容，除了在香港和中国内地发行外，其营销更是延伸至世界数百个国家和地区，可以说在全球每个地域都能看到《大公报》的身影，同时也受到了海内外读者们的一致好评。作为一份综合性报纸，版面多、涉猎面之广、内容之丰富，是《大公报》的特色之一。在版面设计上，为满足读者的不同信息需求，分别设有经济版面、新闻版面、教育版面、论坛版面以及专题版面等等，而每一类版面还会根据具体情况再进行细致分类。例如新闻版面就囊括了国内和国际新闻、香港新闻以及体育、经济方面的新闻，《国际热点聚焦》版以多视角的立场对国际上的社会现象进行深入剖析，而《要闻专题》版则用当下的时事作为题材来进行分析和探讨。经济版的设置也是相当人性化，十几个版面的选择，同时还会时常刊登一些极富参考价值的专题特稿，让读者可以第一时间同时获取国内外最新、最详尽的经济动态和资讯。不仅如此，“《物流与航运》版、《大公教育》版也同样受到香港特区政府高度重视，更为航运界和教育界人士称道；
《大公论坛》是各界人士对时事发表意见的园地；
此外，专题版面有《中国专题》《海峡两岸》《经济观察家》《创新科技》《社团》《中华医药》《保健》《消费新风》《校园》《文化》《专业世界》《体坛长短镜》等，各具特色”[2]。

三、《大公报》的“敢言”传统

作为一家民间报纸，《大公报》自创刊以来，始终将详实可信的报道以及中肯的立场和观点作为办报特色，以“坚持宣传正义的声音”为宗旨，而它态度鲜明的政治言论更是闻名于整个报界，在中国整个近代政治的发展历程中，每每遇到重大的政治历史事件，都能看到《大公报》明确的观点以及犀利鲜明的政治态度和言论，这其中所表现出的不畏艰难、强权，不惧困难、险阻，实事求是的作风都当为后人所学习。在当时，《大公报》可以说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舆论机关，它用满腔的爱国情，发表了大量的有助于救国、兴邦之言论。《大公报》的成功崛起与它有着一支极具职业素养的管理队伍以及记者队伍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们有着相当专业的业务能力和业务水平，报道客观准确、消息快速灵通，不但敢于评论而且更是善于评论；
倘若在新闻事件真相尚未得到明确的情况下，《大公报》从不选择退缩和回避，而是站在尊重法律的角度，以维护国家的统一为立场，客观全面地去分析整个事件，并将民众最真实的声音表达出来，所以说，《大公报》虽然“敢言”，但并非只是一时主观的独断妄论，而是经过了缜密分析、理性思考之后的结果。总体上说，《大公报》还是一份文人办的报纸，如果说“敢言”是其传统的思想基础，那么“文人论政”作为《大公报》的办报方针，则是奠定这种思想基础的重要基石，其身后有丰富的文化底蕴作为铺垫。

《大公报》的“敢言”传统，与其报的创办人、领导者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大公报》的创办人英敛之（同时也是辅仁大学倡议者之一，属清末保皇党），在政治上同样是有着独到的见解和鲜明的态度，他公开与袁世凯对立，并敢于议论当朝朝政，主张变法维新、君主立宪制，在他主持《大公报》的十年间，使其名声大噪，迅速成为闻名于整个华北地区的大型日报，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都赢得了良好的口碑和声誉。英敛之早前曾提出报人须具有“大公”的思想品质，直至1937年，有了长年对于办报的诸多实践经验做基础，《大公报》人再一次提出了报人只有自身的发言做到“要公要诚要勇要忠”，言论界才能够有真正的言论自由，而“公、诚、忠、勇”不仅是《大公报》敢言传统最扎实的文化基础，更是作为一名合格的报人应必备的品德和修养。

“所谓‘公’，是指动机要公，竭力将‘我’撇开，记事立言必须客观公正，并做到不以报纸谋私利，不以报纸为私用，简言之，就是该报社训中的‘不私’；
所谓‘诚’，是指致意要诚，即报纸须以对国家高度负责的精神和实事求是的态度而发表诚心为国的言论，有了高度的责任观念，就能不为不负责任的清谈，熟谙利害得失，便可发表‘诚心为国家的言论’；
所谓‘忠’，是指忠于真理，忠于自己的见解，就是社训中的‘不盲’，即不盲从，不盲信，既然要对国是发表意见，报纸就一定要锤炼出有价值的政见，而且要忠于自己的观点；
所谓‘勇’，是指勇于发表，即报纸一旦确定了自己的观点，无论遇到何种阻力，都要以大无畏的精神，将其发表出来，要‘不畏强权’和‘不媚时尚’，报纸生存于社会，强权和时尚随时都会给报纸造成巨大的压力，因此，办报真的需要‘勇’的精神，要随时作好失败的准备，以准备失败的精神以保证言论的自主与独立，这一点，《大公报》可谓将一个“勇”字演绎到了令人感佩的境地”[3]。

四、《大公报》的局限性

新闻是历史的草稿。《大公报》在记录了中国现代史的同时，也参与和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百年中，由于时代和认识的局限，《大公报》在一些大是大非问题上的言论主张，瑕瑜互见，有功有过。过失和错误，可稽可考，但重要的是她能以人民利益为依归，知错能改，抛弃旧污，与时并进。由于历史和认识上的局限，《大公报》也有过迷惘和错误，尤其是20世纪30～40年代，对一些历史大事件的言论主张，表现了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的两面性。当时的“西安事变”就是其中一个例子。那时的《大公报》观点有时较为片面、主观，比如其较为主张国家中心论，因此之后的一些报道就片面地只以这一观点为基本思想，使得其中的诸多观点都缺乏公正性可言。不过在大方向上，《大公报》始终有着正确的走向。例如在抗日问题上，虽然《大公报》仍旧被“国家中心论”所影响，但是其更强烈的想法是认为当前的中国应该团结一致，统一对外，停止一切内战，并主张应持有开放的态度，开阔的眼界，为寻求中国新的振兴之路而勇于探索。对于抗日战争中《大公报》在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上的报道，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在指出《大公报》某些错误主张的同时，充分肯定其爱国抗日的大方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教授方汉奇在《〈大公报〉的历史地位》一文中指出：“周恩来总理1958年和费彝民谈旧《大公报》的历史贡献时，曾经肯定了三点，即第一，她是爱国的；
第二，她是坚持抗日的；
第三，她为中国的新闻界培养了众多的杰出人才，这一评价十分中肯”[4]。

总的说来，作为后人，对于《大公报》的分析应该是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要用全面的、理性的视角，结合它当时所处的时代和背景去公正地看待它，还原历史最真实的面貌。《大公报》所经历的这100年，是国际、国内风云激荡的100年，也是中国人民不屈不挠，争取独立与解放的100年。一家报社，在历史大事件来临时能做出快速、准确而又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报道与评论，是很不容易的。《大公报》是中国新闻史上唯一的一家创刊逾百年的报纸，她是中国新闻界的老寿星。她同时也是中国新闻界中唯一的含金量最高的世界级的品牌。爱护这个品牌，发展这个品牌，使她永葆青春，不断开拓前进，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参考文献】

[1]方汉奇.《大公报》百年史[m].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2]贾晓慧.《大公报》新论——20世纪30年代《大公报》与中国现代化[m].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

[3]方汉奇.《大公报》百年史[m].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4]黄宗智.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篇2】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启示论文题目

中国共产党90年的奋斗历程及经验启示

90年前，当“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后，在上海一幢的小洋房聚集着10多位中青年立党纲、议宗旨，意味着共产党呱呱落地于神州。经过经30年的艰难困苦、南征北战，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使命。在经历一个甲子的艰辛探索后，我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使当年这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中国共产党这90年的历史，应该说，内容非常丰富，范围非常广泛，提供的经验也非常深刻。对我们党90年历史可以作大体上的简要概括。这90年的历史可以分成三个时期或者叫三个阶段。也就是1921年至1949年（28年，称之为创业史），1949年至1978年（29年，奋斗史），1978年至今（33年，改革开放史）。在这三个时期当中主要干了三件大事：第一件大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第二件大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第三件大事，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综合国力增强、大幅度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一、创业史（1921年至1949年，28年）

1、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的成立，不是偶然的。她是近代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是由于当时的中国已经具备了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历史条件。毛泽东曾形象地比喻：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站在岸边望海中已经看得见船杆尖头的一只航船，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的一个婴儿。首先，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为建党奠定了阶级基础。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她的产生应当以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和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为前提，这是不言自明的。

    《共产党宣言》在1848年发表以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工人阶级政党在欧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先后成立。但是，在半殖民地的中国，由于资本主义极不发展，工人阶级力量过于微弱，建立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并不具备。到了五四时期，情况就不同了。在1914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西方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忙于在欧洲战场上厮杀，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比较迅速的发展，工人阶级的力量也随之进一步成长起来。在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据有专家估算，近代产业工人已经达到260万人。在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成为推动这场斗争胜利发展的主力军。这说明，到20世纪20年代初期，成立工人阶级政党的阶级基础，已经基本上具备了。

    其次，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建党提供了思想条件。

    工人阶级的成长和工人运动的发展，还只是使建立工人阶级政党具备了必要条件，而不是具备了充分条件。工人阶级有各种组织，如工会、合作社、妇女团体等，这类组织有许多在党成立之前就已经有了。党与这些工人群众组织的区别在于：它是工人阶级的先进的觉悟的分子的组合，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据此可制定出正确的纲领、路线和策略，领导本阶级和人民群众去进行改造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胜利的战斗。而要能够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这个党必须以科学的理论作为指导思想。

    科学社会主义是工人阶级的理论体系，但它不可能从自发的工人运动中产生出来。

只有在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运用到工人运动中去，并使两者结合起来的时候，工人阶级中才有可能产生出理解了旧社会制度的本质、理解了阶级的剥削关系、理解了本阶级历史使命的先进分子；
在这样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创建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党。所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建立共产党所不可缺少的思想条件。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的先进分子曾经努力向西方学习，企图仿照欧美的榜样，在中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共和国。但是，由于这种努力在实践中不断碰壁，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对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持某种程度的怀疑和保留的态度了。    1917年俄国爆发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这一先进的思想。  这样，在十月革命以后、五四运动前后的中国思想界，就产生了一批赞成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开始在中国形成为一股有相当影响的思想潮流。他们中的一些人，经过对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比较、推求，开始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集合起来。

    在中国大地上率先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的，是李大钊。他是从爱国的立场出发，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中国早期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物，主要有3种类型：首先，是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其代表除李大钊以外，就是陈独秀。其次，是五四爱国运动的左翼骨干。其代表为毛泽东、蔡和森、周恩来等。再次，是一部分原中国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家。其代表为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等。其中李大钊、陈独秀属于先驱者和擎旗人，毛泽东等五四运动的左翼骨干则是其主体部分。

    适应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需要，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掀起了一场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这个运动一开始就具有自己的特点：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明确地同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划清界限；
注意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开始提出知识分子应当同劳动群众相结合的思想。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就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如果说，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主要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新文化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文化的斗争，那么，在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中，马克思主义就开始逐步地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发挥了指导作用。这样，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思想条件也逐步在中国具备了。

再次，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为党的成立作了准备。

    1919年5月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事件。五四运动开始时，英勇地出现在斗争前面的是学生群众。在学生的爱国行动受到北洋政府严厉镇压的时候，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从6月5日起，上海六七万工人为声援学生先后自动举行罢工。工人罢工推动了商人罢市、学生罢课。反帝爱国运动迅速扩展到20多个省区、100多个城市。运动突破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成为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了。斗争的主力由学生转向了工人，运动的中心由北京转到了上海。

    在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显示了伟大的力量，在斗争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个事实，给予先进的知识分子以真切的教育。正如邓中夏所说：“‘五四’运动中有一部分学生领袖，就是从这里出发‘往民间去’，跑到工人中去办工人学校，去办工会”。那些接触了社会主义思潮、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脱下学生装，穿上粗布衣，开始到工人中去进行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他们发挥了某种先锋和桥梁的作用。而先进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众相结合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初步确立了共产主义信念的知识分子，其思想感情进一步转变到工人阶级方面来；
同时，一部分工人由于受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而提高了阶级觉悟。他们真正成了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这样，五四运动就“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基础上，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被提上了日程。中国工人阶级政党最早的组织，是在中国工人阶级最密集的中心城市上海建立的。时间在1920年8月，参加者有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首次会议决定，推陈独秀为书记，并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11月，创办《共产党》（月刊）。这标志着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旗帜在中国大地上树立起来了。1920年10月，李大钊、张国焘等在北京成立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任书记。从1920年秋至1921年春，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汉，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谭平山、谭植棠等在广州，都成立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在日本、法国留学的中国先进分子，也成立了这样的组织。在建党过程中，陈独秀起着重要的作用。他在上海创建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是各地共产主义者进行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举行。其间由于会场受到暗探注意和法租界巡捕房搜查，最后一天的会议改在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参加大会的有13名代表，他们来自7个地方，代表着50多名党员。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纲领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以及联合第三国际等。大会在讨论实际工作计划时，决定首先集中精力组织工人。鉴于当时的党“几乎完全由知识分子组成”，大会决定“要特别注意组织工人，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他们”。大会选举产生了由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的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以陈独秀为书记。这样，党的一大就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在中国历史上是开天辟地的大事，有了共产党，中国面貌就焕然一新了。

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是以革命的面貌出现的，既然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就到工人中去，领导了一系列的罢工，在13个月的时间内罢工100多次，参加人数在30万人以上。但是也遭受到了巨大的失败打击——京汉铁路二期大罢工遭到了军阀吴佩孚的镇压，抓走1000多人，死亡50多人，还牺牲了两名共产党员，林祥谦和施洋。这次失败得到了两个教训：第一，中国共产党人数少，没有同盟军；
第二，赤手空拳革命是不行的，要武装斗争。

2、推动国共合作和投身大革命

吸取京汉铁路二期罢工失败的教训，经过研究及共产国际的帮助，发现孙中山领导国民党是反帝反军阀的，在这个意义上和共产党有共同的目标。当时，孙中山在广州，有几万部队，而且也是革命党，所以两党进行了第一次合作。

合作过程中主要做了三件事。第一，建立了黄埔军校，它是国共合作的一个重要成果。共产党员周恩来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第二，发展农民运动，并在广州开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由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毛泽东等人主持，培养了一大批农民运动的骨干力量。第三，北伐战争，当时北伐军十几万人，而军阀部队70多万，但北伐却取得了胜利。

在这个过程中，1925年，孙中山逝世，孙中山在世时，国共两党合作，孙中山去世后，蒋介石就开始了清党、分共。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汪精卫发动了7.15反革命政变，实行分共、清党，国共第一次合作全面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仅1927年到1928年上半年，遭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有33.7万多人。事实无情的证明：中国革命已进入低潮。

3、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统治

7.15反革命政变后不到一个月，中共中央在汉口（1927、8、7）秘密召开紧急会议，也就是著名“八七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确立了土地革命的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彻底清算了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机关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毛泽东以中央政治局临时候补委员的身份出席会议，）就是在这次会议毛泽东提出大家都熟悉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八七会议是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召开的，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这次会议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党指明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一个历史转折点。

随后，中共领导了一系列武装起义，如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秋收起义等，1927年8月1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以及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率领党掌握或影响下的北伐军二万多人在南昌举行起义，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表执着中国共产党独立的领导革命战争，创造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

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部队，遭受挫折后引兵井冈山。同时，朱德率领南昌起义的部队也走上了井冈山。朱毛会师，开创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就在1927年的9月份，秋收起义的部队在三湾改编，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这从组织上初步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两年以后，即1929年12月，在古田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而且从政治、组织、思想上使这一原则制度化，并采取了许多措施。到1930年初，党员人数发展到十万人，红军发展到近七万人，根据地十几块，出现了革命走向复兴的局面。尤其是井冈山根据地，是我们党开创的第一个红色根据地，有我党历史上的很多第一：第一个红色阵地；
第一支红军；
第一所医院；
第一次整党等等，被称为中国革命的摇篮。所以井冈山根据地对当时的蒋介石集团震动非常大，从1930年10月开始向井冈山根据地围剿，到1932年10月，我们党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四次围剿，在这个过程中纠正了瞿秋白“左”倾盲动错误和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

然而，我们党面临了又一次挫折，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开始了在中央长达四年的统治（1931年1月—1935年1月）.共产国际的支持是王明左倾错误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时的共产国际对中共的影响很大，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一直受到共产国际领导，这种组织上的关系，使中国共产党在重要问题上必须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在这种情形之下，26岁的王明取得了领导权。王明的左倾错误表现在：第一，反对农村包围城市理论，主张城市中心论，认为山沟里没有马列。第二，对党内不同意见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毛泽东被免去职务，没有了指挥权。王明的左倾错误，使红军由30万人减少到3万人左右，党员减少到4万人左右。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1934年10月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撤离中央所在地江西瑞金，踏上了向西突围的征途，开始了爬雪山、过草地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5年1月，在长征途中，我们党召开遵义会议，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全党的统治，在组织上撤消了博古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军事指挥权，补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会后常委分工，确定毛泽东协助周恩来指挥军事）毛泽东由此进入党的中央领导核心，虽然当时他还不是党的最高领导人，但是当时党的最重要最迫切的工作就是军事斗争，毛泽东参与军事工作的领导，实际上就是对全党主要工作的领导，因此，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事实上已开始形成。遵义会议，在紧急时刻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央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因此而彪炳史册。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红军长征结束。此后，中国革命的大本营移到了西北。

红军长征后，蒋介石积极调集军队进行围剿，同时派张学良、杨虎城把部队开赴陕北进行剿共， 1936年12月12日，张杨发动了西安事变，我们党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我们由最初的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最后实现了联蒋抗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

4、全民族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西安事变后半年多，七七事变爆发，进入全面抗日战争时期，全面抗战实现了国共的第二次合作。西北的红军主力4万多改编为国民党第八路军，而没有进行长征的南方部队1万多人改编为新四军。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苏维埃政府改称为陕甘宁边区政府。

在抗日战争快要胜利之际，1945年，中共召开了七大，在这次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平型关大捷，抗日游击战，如地道战、地雷战等。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也逐步发展壮大，党员120多万，军队120万人，民兵220余万人，根据地人口1亿，面积100万平方公里。

5、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国性胜利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中国取得了自1840年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在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被日本占领的台湾省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中国为世界发法西斯战争做出了巨大牺牲和突出贡献，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高。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历史转折点。

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要求和平，反对内战。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利益，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这时的蒋介石于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三次致电毛泽东，邀请毛泽东速到重庆“共定大计”。蒋介石并不是真的想通过谈判来实现国内和平。他的如意算盘是想利用这一着达到两个目的:一个是，如果毛泽东拒绝到重庆谈判，就给共产党安上拒绝谈判、蓄意内战的罪名，把战争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使他自己在政治上处于有利地位，而蒋介石估计毛泽东是不敢冒险来重庆的。另一个是，利用谈判争取时间，调兵遣将，部署内战。

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会议达成五项协议，提出要建立国民政府委员会。

但是中国人期盼已久的和平建国并没有到来，1946年6月底，蒋介石依赖美国的援助，拒绝我党和全国人民关于实现和平民主的正义要求，悍然发动全面内战。

三年的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一年多的作战，人民军队先后挫败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人民解放军开始转入战略进攻。1947年6月30日夜，刘邓大军12万人强渡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揭开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国民党军队不得不由战略进攻转变为“全面防御”， 从1948年9月开始，我们连续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消灭了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经过渡江战役，解放了南京，国民党在大陆长达22年的统治结束。中国共产党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革命，结束了中国社会长达100多年四分五裂、战争纷乱的局面，实现了国家的统一，民族的独立和解放。

二、奋斗史（1949年至1978年，29年）

1949年10月1日我们迎来新中国的壮丽日出。一个崭新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大国屹立在世界东方。

1、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的实施

新中国成立头三年主要是医治战争创伤、收拾旧中国留下的乱摊子，开始经济建设建设。毛泽东把这一时期称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时期，这是对这一时期社会性质的概括。主要建立了各地各级人民政府，统一财经和物价，完成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进行抗美援朝等等，（有人对当年的抗美援朝有异议，可以说抗美援朝是迫不得已的，是必须的，抗美援朝，为我们赢得了几十年的和平环境，抗美援朝功不可没。）总之经过三年的努力，整个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1952年的国民收入比1949年增长了64.5%。

2、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在国民经济好转的基础上，1953年开始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既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原计划要用10到15年的时间完成，结果用了三四年时间就完成了。现在看来，当时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单一。

1956年完成了三大改造，（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由此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的的建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人民的选择。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种国情，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像其他一些国家缓慢的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就从当时中国的几大社会力量来说：1、帝国主义势力不让走，鸦片战争后，世界上几乎大的帝国主义国家都接踵而来，侵略过中国，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想把中国这个大国，变成他们的投资场所、原料圣地、商品推销市场，就是变成殖民地，为此他们绝不希望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和他们并驾齐驱；
2、封建主义势力不愿走。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有自由的可雇用的劳动力，而封建地主是要把农民束缚禁锢在土地上的，，而且资产阶级革命提倡的民主、自由、博爱、人权等同封建势力是对立的。中国在明未清初就产生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萌芽，却都被封建统治者所扼杀，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封建主义的统治，得到了帝国主义的庇（比）护和支持，封建主义势力也不愿自动退出历史舞台。

3、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力量走。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在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双重排挤和压制下发展的，处境艰难，经济力量薄弱，腰杆子硬不起来决定了他们的两面性，既有革命的要求，又不得不依附于他人，早在1889年改良派就发动了戊戌变法，仅仅维持了100天，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发动的辛亥革命，到最后也没完成使命，中国又陷入了军阀混战的局面。4、工人阶级和广大民众反对走，当时的工人阶级和广大民众，深受三座大山的压迫，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于是马克思列主义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组织——共产党建立，并建立了新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掌握了政权、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进一步巩固了工农联盟等等条件，我们进而顺利地由新民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中国。

3、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初步探索和探索中的曲折

为寻求一条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我们党进行了艰苦的探索，有过积极的成果，比如八大前后，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八大路线实质上就是突破苏联模式，探索适合自己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端，遗憾的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从57年下半年反右扩大化开始，左倾错误不断升级，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嫩芽，还没开花、结果就夭折了。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们犯的失误，主要是因为我们没有成功经验可循，尤其是斯大林模式对我们的影响，因此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搞得不是很清楚，存在许多模糊甚至错误认识，表现在几个字上即统、纯、均、快、斗。统——管理体制方面，追求中央高度集权模式，权利过于集中，从横向上看，党政军民学权力集中于党的领导机关，从纵向上看，由下到上，形成金字塔式的中央集权。纯——在所有制结构方面，追求一大二公三纯；
均——平均主义的大锅饭，导致共同落后、共同贫穷；
快——忽略国情，不顾条件，急于求成，结果欲速则不达；
斗——抓阶级斗争为纲，搞内耗，据统计从49年建国到76年毛泽东去世的27年间，全国性的政治运动有70多次，平均每年2.5次，而且具有密节奏、高频率的特点。1、从农业合作化运动开始，党内就有了意见分歧，接着就是党内整风，引发了57年的反右扩大化；
2、反右运动平息后，开始向自然界开战，即大跃进运动，党内再次出现分歧，于是就有了庐山会议，以后便是中苏论战，修正主义被提上议事日程；
3、1962年的四清运动遍及党的基层组织；
4、十年的文革动乱。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这个时期，党先后犯了“大跃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两次全局性的严重错误。但我们党敢于正视和纠正自己的错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汲取教训，并将其转化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中国共产党所以能直面错误，就是因为它是对中国人民、对中华民族高度负责任的政党。1949年到1978年，这29年是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曲折发展的29年，我们今天赞扬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的同时不应忘记毛泽东时代的奠基。“他接手的是一个使用木犁的国度，撒手人寰时却是一个拥有原子弹的国家。”（丘吉尔曾对斯大林的评价）邓小平同志也曾深情地说过，没有毛泽东，中国人民可能还在黑暗中摸索很多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还几次讲到，我们只是把毛泽东讲过的，没有做的，做起来，把他做错的，纠正过来，意思非常明白，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探索一条新路。49年到78年的奋斗史，我们党取得了重大成就：1、建立了人民政权，实现并巩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成为主宰自己命运的主人；

2、建立并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对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难探索，为新时期开辟新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改变了中国积贫积弱的面貌，两弹一星等重大成果，为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

4、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提出并奉行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了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同，正因为如此，到1976年，与我国建交的国家有111个，（当今全球国家和地区有190多个）而在1970年前，与我们建交的国家只有62个。邓小平对此感慨的说：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的功绩。5、党的领导地位得以巩固，党的组织发展壮大，党群关系、干群关系融洽，良好的社会风气发扬光大。

76年粉碎四人帮，文革结束，从76年至78年三中全会召开前，我们处于徘徊前进的时段，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当时的历史包袱过重，有些人把这种局面，归结到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华国锋。2008年8月20日华国锋在解放军305医院与世长辞，享年87岁。中央在《华国锋同志生平》中，给这位老人做了新的结论。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斗争中的功劳由过去的“有功”变为“起了决定性作用”。写入中学历史教科书的“两个凡是”错误没有提及。“阻挠老干部平反”、“助长个人崇拜”和“洋跃进”等过错也都避而不谈。以往的“一正四负”的历史定论松动，“一正”提升，“四负”淡化。

三、改革开放史（1978年至今，33年）

1、改革开放的兴起

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最注重生产力，如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克服阻碍的因素（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等）——得出的结论就是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强国之路。就像当年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开辟一样，我们的改革也是从农村推向城市的，78年秋安徽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18户农民迫于生计，搞起了承包制，就这个队这一年的粮食产量相当于1966-70年五年粮食产量的总和，而且这一年是个大旱年，这个事惊动了省委书记万里，传到小平那里，小平旗帜鲜明的支持农村承包制改革，自此掀开了改革的序幕，到84年，我国当时11亿人口人均占有粮食达到400公斤，第一次跃上了世界平均水平，使世界公认，中国用占世界耕地面积的7%，养活了占世界人口22%的人口。84年改革有农村转向城市，进入全面改革阶段。

我们倡导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就是内外结合，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对内搞活，就是用活用足市场机制，对外开放，就是学习利用，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而且改革与开放共生共长、互相促进，加速了现代化建设。78年10月，79年1月小平两次出访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日本和美国，出访本身就表明了中国打开国门的重要信息，79年4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期间，小平同当时担任广东省委主要领导的习仲勋和杨尚昆交谈，他们建议，广东临近港澳，是否可以发挥这一优势，做点文章，小平随后指示，在你们广东创出一块地方，办一个特区，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掉血路来。就这样，诞生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第一批经济特区，从此对外开放由点到线再到面，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格局，有人比喻对外开放的格局，几个特区和十几个沿海开放城市组成的沿海地带好像一把弓，西北部、西南部和陆续开放的陆地边界、内陆城市好像一把弦，以浦东为龙头的长江流域开发带，就是一支搭在弦上的箭，射向太平洋，射向世界。

30多年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历程，有舵手掌舵，我们披荆斩棘，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邓小平同志做出了卓越贡献。读懂一个人可以看清一段历史。我们用立言、立徳、立功这三不朽的标准，简单勾画一下邓小平同志的生平。立言——就是由他作为主要创立者的邓小平理论；
立功——可以罗列这么几点。一是他在土地革命时期，是广西地区的红军和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二是他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为创建新中国立下了赫赫战功，当年的刘邓大军使敌人闻风丧胆。三是他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作为中央第一代领导核心的重要成员，（56年至66年他担任过近十年的总书记）为探索适合中国实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艰辛努力，四是他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复出后，于1975年实行全面整顿，为新时期开辟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新路奠定了基础。五是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新时期，作为改革开放和的总设计师，给我们勾画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蓝图。

立徳——毛泽东当年看中邓小平，纳入接班人视野，首先看重的就是他的“德”。所谓“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 毛泽东推荐邓小平任总书记时讲了好些话，主要也是夸奖邓小平“公道”、“厚道”、“公正”、“顾全大局”等。他对中国人民立的大德，表现在许多方面，仅就他在1975年以后的情况列举几点，比如：

1、不肯歌颂颂“文革”，甘心挨批判。邓小平在1975年的全面整顿，有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趋势，这既触怒了“四人帮”，也使毛泽东不高兴。毛泽东晚年曾对自己的一生作了这样的评价：“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几个海岛上去，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疑义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唧唧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岛屿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会腥风血雨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他把“文革”当作他人生的两件大事之一，可见他把“文革”看的多么重。邓小平75整顿，触动了雷池，即使这样，毛泽东对邓小平还是寄予希望，提议让他主持政治局会议，作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邓小平只要表示同意“文化大革命”是“七分正确，三分错误”，但邓小平没有接受这个建议。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合适，我是桃花源中人，

2、不计较个人恩怨，维护毛泽东。邓小平“三落三起”的传奇经历，其中“两落两起”与毛泽东有关。邓小平说过，他一生最痛苦的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对“文化大革命”要根本否定，对毛泽东怎么办？邓小平主持起草81年的《历史决议》，不仅完全抛弃个人的恩恩怨怨，而且坚决地批判了党内外各种诋毁、攻击和否定毛泽东的错误倾向。他竭力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决议》对毛泽东作出了正确评价。这个决议是几十年来我们党内团结、国家稳定的一个重要精神条件。

3、不当“一把手”，物色接班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于邓小平的经历、威望、才干、智慧和经验，人们都企盼他担任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但是，他执意不肯。他从党和国家的长远利益出发，力荐年富力强又有领导水平和经验的同志到党中央的主要领导岗位上工作。他说，靠我们这老一代解决不了长治久安的问题，要找第三代，要找年轻人。他尽管在发挥“核心”作用，但决不要那个“一把手”的名份。只有无私无欲的人，才有这么伟大的胸怀。

4、不做“颐养翁”，呕心谋改革。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已经是近75岁的老人了。照理说，平反、恢复名誉之后，可以去颐养天年，安度晚年。但是，他没有作这种选择。他说：“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有私心杂念。这是我一种交心的话。”邓小平不仅向党坦诚地交了赤子之心，而且完全、彻底地践行了他的交心之言。

5、不搞终身制，退休做平民。邓小平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就提出要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强调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很不正常，一个人的分量太重了对国家不利。因此，他多次提出要从领导岗位上完全退下来，从政治舞台上慢慢地消失，过一个真正平民的生活。他带头不搞终身制，坚决退下来，为党的高层领导树立了光辉榜样。

小平同志践行了他自己说的，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

30多年艰难探索的改革开放历程，惊涛骇浪，我们经历了不少重大的历史关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新时期的关头时，我们遇到“两个凡是”与真理标准问题的交锋，（77、1、21有关部门在为华国锋准备的讲话稿中，提出了两个凡是的雏形，2、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日报、红旗杂志，两报一刊发表了两个凡是的标准表述即凡是毛主席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的遵循。77、4月邓小平给中央写信，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77、9月南京大学胡福明78、5、10理论动态，11、12日先后在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人民日报、解放军日报）重新确立和发展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找到了一条改革开放、搞现代化建设的新路，这条新路，邓小平在82年十二大给了个称谓，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我们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行进途中，又遇到了几次关头：比如，89风波，苏东剧变的历史关头，当时摆在我们面前有三条路：一个就是回到过去的路子上来，当时有人认为阶级斗争这条路，是反和平演变的最后一道防线；
还有一条路，就是敌对势力希望看见的，就是苏联、东欧一些国家所走的路，小平明确指出，这是一条死路；
在这社会主义事业前途命运的关键抉择时刻，我们稳住了阵脚，继续走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康庄大道。十五大前后，小平去世，国内外都在关注小平后的中国如何走，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坚定不移，继往开来，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如果说80、90年代的改革结果是多变双赢的话，那么新世纪的改革让人感觉在渐渐变化为一场零和游戏（零和游戏是指一项游戏中，游戏的总成绩永远为零，）人们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发现与零和游戏类似的局面，胜利者的光荣后面往往隐藏着失败者的辛酸和苦涩。十七大召开前，对于改革向何处去掀起了大争论，在这场争论中，有人就公开提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言论（开左灯，往右拐。中国人民大学谢涛），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同志义正词严的 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停顿和倒退是决没有出路的”。这就是对社会上这些言论的回答。

2、改革开放的大致历程：

78年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到84年10月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理论创新和局部试验时期。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成果是完成了三个转变：即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从封闭转变到开放；
从固守陈规到改革的转变。

84年到88年9月作出的《关于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决议》，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全面探索时期。这一时期改革的从农村推向城市，从经济领域逐步扩展到政治、科技、教育以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理论取得重大突破：一是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理论指导；
二是比较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确定了初级阶段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三是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了议事日程。

88年到92年初小平南巡讲话是总结经验、整顿调整时期。这一时期的重点是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经过治理整顿，我们成功的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同时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海南经济特区和浦东新区开放开发逐步展开。

从92年初小平南巡讲话到02年的十六大是整体推进，重点攻坚，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核心内容的体制创新时期。这一时期，在观念和体制上都实现了突破。观念突破，就是在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彻底突破了长期以来的社会主义就是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的传统观念；
体制突破，彻底突破了计划经济的束缚，这两个突破，都是以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为标志的，我们进入了制度体制创新的新时期。

十六大以后，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主题，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开放迈出新的步伐。我们的改革开放显现出新的特点：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建立到完善，03年作出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二是开放倒逼改革，改革的紧迫性从来像现在这样强烈；
三是以利益的全面调整为重点，改革的难度从来没有这样艰巨，为此，任重道远。

“十二五”规划建议在强调全面推进各个领域的改革时，提出了要“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的理念。

“顶层设计”最初是一个工程学概念，是指运用系统论方法，对工程项目涉及的各个层次、要素进行整体设计。中央强调“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是出于对改革特征的新判断，其目的也在于实现改革的新发展。
  时至今日，中国的改革开放已有 33个年头。关于中国改革的特征，可以从不同角度来概括，如从局部、外围、易解决的问题入手，鼓励基层和地方进行试点、试验，等等。但有一点是大家公认的，即具有渐进性特点。改革之所以采取渐进性策略，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因为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怎样发展生产力、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模仿，只能在大的原则指导下通过大胆的试、大胆的闯，摸着石头过河积累经验，然后再把经验上升到政策、制度和法律的高度。
    到200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就已进入“而立之年”。与改革开放之初相比，改革的环境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改革开放之初的环境是计划经济主导、经济结构单一、社会均质化程度高、各类资源自由流动的可能性低、对外相对封闭，而现在则是市场经济主导、经济结构多元、社会异质化程度高、各类资源流动性高、对外高度开放。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是改革开放的结果，但反过来会推动改革开放本身转型，并对改革开放提出更高的要求。同时也应看到，渐进改革在解决旧问题的同时，会带来新问题，即改革的广度、深度和关联度需要加强。比如，以往的改革大多从各个领域容易解决的问题入手，暂时把难啃的“骨头”搁置起来，从“浅水滩”渐次走进“深水区”。但“疑难杂症”终究要解决，否则已经取得的改革成果不能巩固和扩大。还比如，以往的改革大多采取分头推进、各个击破的做法，改革的系统性和有机性不够，这样的改革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必然遇到瓶颈。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四个系统的改革需要协调起来，任何一个领域改革滞后或没有实质性突破，都会制约和影响其他系统的改革。而单个系统内部也有一个协同推进的问题，如行政体制改革需要综合考量政府职能、机构设置、政府间纵横关系、财政体制、公共服务方式、公务人员素质和行为规范等诸多因素，不然就会陷入各种“怪圈”而难以自拔。
    3、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

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要求我们必须在新的高度上谋划改革的方略，实现改革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这种新改革方略，就是十二五规划提出的——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的理念。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我们目前要解决好几个问题:1、双线均衡即寻求市场化与社会公平正义之间的最佳均衡点，打破市场化，只能是停滞、倒退；
而没有社会公正，可能会带来不和谐因素，甚至动乱，社会公正问题已提到各级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了，就像温家宝总理说的，社会公正，比太阳的光还要有光辉！2、实现生产力、生产关系、人自身三者的解放和发展，并使三者之间形成良性互动。我们党提出了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目前各级党委、政府把基础性人本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上来，这就是：就业、减贫、社保等等，自治区已明确提出了打造新疆民生年。3、上下内外四方位推进体制创新，上 创政府社会管理的新体制；
下 创微观基础和市场体系的新格局；
内 创民生性和可持续发展的新体制；
外 创适应和应对全球化的体制。4、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环境体制的五环改革，并把握这五环改革的切入点，推进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法治化、文化先进化、社会和谐化、生态文明化。说切入点，比如，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或者说政府职能的转变，就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切入点。

四、经验启示：

中国共产党90年来的奋斗历程所取得的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建设和改革道路，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90年的创造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经过艰辛探索，积累了宝贵经验，给予当代共产党人深刻启示：

1．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为指导，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

这是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得出的最基本的经验。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行动指南。江泽民同志曾深刻的指出：老祖宗不能丢，否则我们的事业就会因为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和思想灵魂，而迷失方向，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高举马列主义旗帜，主要是在如何结合的问题上，即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如何同我们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上，曾发生过失误，有过教训，我们过去走过的弯路，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对马列主义的错误和教条式的理解上，尤其是教条主义，不顾国情死搬硬套，如革命战争年代的王明之流，本来在同教条主义的长期斗争中，我们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打过预防针，遗憾的是随着形势的发展，逐渐陷入教条主义的泥潭，主要表现在：理论和实践关系的颠倒，以理论裁剪现实生活，把理论条条框框化，不敢越雷池半步，还有就是把老祖宗一些基本原理和观点作绝对化理解，比如，把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的观点绝对化理解，认为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始终存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为此，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搞内耗。再比如，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颠倒的失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当时，我们忽视生产力的决定作用，一味在生产关系上做文章，刚建立互助组、就跳到高级社、又越到人民公社，实质上，生产力——脚，生产关系——鞋。总结经验教训，我们说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只有正确运用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党的历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形成了两大理论体系，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两大理论体系，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化，即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所谓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包含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人类文明的积极成果，既是中国共产党人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期独创性经验的总结，又采取了中国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和通俗易懂的语言。说到这，我们说毛泽东同志，是把马列主义，由欧洲形式变成中国自己的，在广大老百姓中间生根开花的杰出代表，当然他有后继者，这就是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为首的中央领导集体，总之，正因为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人民战胜一切艰难挫折，取得个又一个胜利。

2．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与人民群众共命运，从人民群众中汲取前进的不竭力量。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己任，肩负着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彻底改变国家贫穷落后面貌，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两大历史使命。为此，它明确规定自己的性质和宗旨。党的二大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及贫苦农民群众利益先锋军，是时时刻刻要站起来为无产阶级利益努力工作的党。中国共产党从建党时起，就具有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先进性。正因为这样，中国共产党在异常残酷的革命斗争中和十分艰难的环境下都能得到人民群众的爱戴和拥护，成为能前仆后继、英勇奋斗的力量源泉。这是共产党具有强大生命力之第一能源和决定性因素。

　——大革命失败后，被惨遭屠杀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0多万人。但是，中国共产党没有被吓倒，如毛泽东所说的，擦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战斗了。

　　——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在主力红军进行长征转移后，各个苏区开展异常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广大游击战士在大山密林深处，过着野人般的生活。但是，在广大老百姓冒着生命危险乃至牺牲的帮助和保护下，他们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下来了。

　　——抗日战争中，共产党正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持敌后抗战，一方面在中华民族第一次打败外国侵略者的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
另一方面又使自己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建设成为了全国范围的、具有广泛群众性的、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已走向成熟的马克思主义大党和拥有100多万武装力量的人民军队。

　　——解放战争的胜利也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在解放战争年代，共产党为老百姓做的最具体的一件事就是解决了广大农民赖以生存的命根子土地问题，中国的土地问题是个老问题。“耕者有其田”已断断续续地喊了两千多年。历史上农民要求土地的革命绵延不绝，但是农民战争即使改变了朝代，也没能改变农民的命运。然而中国的这个“千年难题”，却由共产党解决了。共产党解决土地这一举措使得穷苦农民信任共产党，愿意跟党走。老百姓把最后一碗米用来做军粮，最后一尺布用来缝军装，最后的老棉被盖到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送到队伍上，比如淮海战役时，军力对比本来是60万对80万，我弱敌强。但是由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最终取得了淮海战役的胜利。华野后勤司令部司令员刘瑞龙回忆：在淮海战役期间，动员了500多万民工，大小车辆80万辆，在两个多月内，共转运伤员11万人，送达前线粮食5.7亿斤，弹药物资330万吨。陈毅元帅曾深情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乡亲父老们用小车推出来的。

　　——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作为全国范围的执政党，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进行民主建设，使社会很快得到安宁，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新中国的新气象迅即展现在世界面前。在经过新民主主义过渡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后，尽管后来遭受过曲折和挫折，但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命运，为今后中国进一步发展奠定坚定的制度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迅即从挫折中奋起，实现历史的伟大转折，党和国家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经过30多年努力，一个在近代以来遭受过深重苦难的国家迅速崛起，从总体小康迈向全面小康。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巨变。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以及以人为本等等，是一脉相承的，千百万共产党人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一代接一代奋斗，换来的今天，就是靠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一点，在我党90年的奋斗历程中，可以有一句话概括，那就是——始终如一、旗帜鲜明、举世罕见，而且是身体力行的一面大旗，这也是别的任何一个政党无法比拟的。历史表明，只有深刻认识人民创造历史的根本动力，真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中国共产党才能得到人民的充分信赖和拥护，才能无往而不胜。

3、自觉地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永葆党的生机和活力。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千锤百炼而更加坚强，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始终注重加强自身建设。早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就把自身的建设确立为“三大法宝”之一，明确提出要把党建设成为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夺取全国政权以后，作为执政党，我们深知，党的建设和我们的事业，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党的自身建设，执政水平、执政能力，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命运，打铁要自身硬，反之，社会主义事业搞不好，直接影响到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和长治久安。改革开放以来，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形势和不断发展变化的国内环境，我们党又实施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明确提出要进一步解决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课题，把党建设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领导全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重要关头，中国共产党总是紧紧抓住党的建设这个关键，总是首先动员和组织党自身的力量，进而团结带领人民群众克服困难、夺取胜利。（这三条是讲顶天立地，抓自身建设，顶天即老祖宗不能丢，并能说些新话；
立地，扎根于老百姓中间，后一条讲打铁要自身硬，抓自身建设）

总之，中国共产党90年的历史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自己的革命、建设和改革道路。这些经验弥足珍贵，值得全体共产党人永远铭记并随着形势的发展发扬光大。

【篇3】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启示论文题目

从党的百年光辉历史中坚定初心使命

同志们：

今年是2021年，再有半年的时间，我们就要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纪念日。作为一名党员干部，以什么样姿态、拿什么样的成绩来为建党100周年献礼，是在座每名党员干部必须思考的内容。在我看来，党员干部要从党的百年光辉历史中坚定初心使命，做到政治过硬、本领高强，常怀忧党之心、为党之责、强党之志，积极主动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下面，我以“党员干部要从党的百年光辉历史中坚定初心使命”为题，为大家上次党课，和大家一起从两个方面回顾光辉历史、坚定初心使命。

一、重温党的100年光辉历程，深刻感悟党的初心使命

一个政党的初心和使命，诠释着这个党“是什么、干什么”，“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是根本性、方向性的大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郑重宣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是贯穿我们党近百年奋斗历史的重大主题，也是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

（一）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不懈奋斗史。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回顾党的历史，我们党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在腥风血雨中能够一次次绝境重生，在攻坚克难中能够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根本原因就在于不管是处于顺境还是逆境，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义无反顾向着这个目标前进，从而赢得人民的衷心拥护和坚决支持。

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我们党进行的一切奋斗，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浴血奋战推翻“三座大山”，还是和平建设时期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近100年来，中国共产党人为了人民的利益，始终坚持吃苦在前、奉献在前，不惧流血流汗，乃至牺牲宝贵的生命。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10名委员和候补委员中，8人为党英勇献身，没有一人叛党投敌。

得民心者得天下。红军长征出发时，百姓主动送来门板、床板，甚至寿材，几乎家中所有可用的木料都用来搭设了浮桥。在淮海战役66个昼夜的战火中，543万群众奋勇支前，男女老少齐上阵，仅小推车就动员了88万辆。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曾深情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是，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我们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更加自觉地维护人民利益，厚植党的执政基础。

（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百折不挠、前赴后继的理论探索史。

中华民族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为人类作出了卓越贡献，成为世界上伟大的民族。鸦片战争后，中国陷入内忧外患的黑暗境地，中国人民经历了战乱频仍、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深重苦难。为了民族复兴，无数仁人志士不屈不挠、前仆后继，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和各式各样的尝试，但终究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

中国共产党顺应这样的形势任务而诞生和成长。近100年来，党团结带领人民历经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实现了三次伟大飞跃。一是实现了中华民族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的伟大飞跃，以铁一般的事实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二是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以铁一般的事实证明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三是迎来了中华民族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以铁一般的事实证明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三次伟大飞跃昭示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来之不易，它是从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是从1840年以来追寻民族复兴的历程中走出来的，是从中国共产党近100年艰辛探索中走出来的，是从新中国72年接续发展中走出来的，这条道路具有无比广阔的时代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今天，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我们要更加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三）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自我革命、勇立潮头的自身建设史。

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因为我们党除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不谋私利才能谋根本、谋大利，才能从党的性质和根本宗旨出发，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检视自己。

大革命时期，国民党背叛革命，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危急关头，党在武汉召开“八七会议”，作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使党在革命中前进了一大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王明、博古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党由此开始了战略大转移——长征，1935年1月召开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中国革命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抗日战争时期，党开展了延安整风，全党同志系统学习党的历史，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1978年，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

近100年来，我们党一次次勇敢地拿起手术刀革除自己的病症，一次次依靠全党同志的努力解决了自身的问题，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不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愧为领导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核心力量。当前，我们正在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我们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更好地肩负起新时代的使命任务。

（四）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严明纪律、反对腐败的艰辛创业史。

我们党从一个几十人的小党，现在成为领导14亿多中国人民，有9100多万党员的大党，靠什么呢?一靠理想，二靠纪律。始终有铁的纪律，是我们事业取得成功和胜利的保证。

我们党成立伊始，就强调立规矩、讲纪律。1921年7月，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共15条，900多字，虽无纪律专章，但涉及纪律的内容占相当大的比重。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陷入生死存亡之境，叛变者有之，不听招呼者有之，消极动摇者有之，在党内另立派别者也有之，1927年4月，党中央在武汉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决定成立党的监察委员会。1932年5月9日，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在江西瑞金伏法，这是我党反腐败历史上枪毙的第一个“贪官”。毛泽东很关注谢步升案，他力主严惩，并指示说：“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做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

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党内的腐败现象也有所增长。1949年11月，中央就作出《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50年代严厉惩处了刘青山、张子善等一批腐化堕落分子。公审刘青山、张子善之前，有人向毛泽东说情，他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下决心处决他们；
只有处决他们，才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深沉的使命忧患感、顽强的意志品质，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党风政风为之一新，党心民心为之一振，受到了党内外、国内外的高度赞誉。著名作家二月河评价：“我们党的反腐力度，读遍二十四史，没有像现在这么强的。”

从我们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历程看，如果没有严明的纪律和规矩，党内各唱各的调、各弹各的琴，不要说夺取全国政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恐怕我们党早在革命初期的白色恐怖中就消亡了。当前，世情、国情、党情都发生巨大变化。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尖锐而严峻，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党面临的形势越复杂、肩负的任务越艰巨，就越要加强纪律建设，越要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确保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前进。”我们要自觉做党的纪律的坚定执行者和忠诚捍卫者，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巩固和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通过不懈努力换来海晏河清、朗朗乾坤。

二、践行初心使命，必须担当作为

党员干部必须自身正、自身硬、自身净，才有资格、有底气去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实现共同富裕。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经得起磨砺、顶得住压力、打得了硬仗”的要求，讲政治、练内功、提素质、强本领，成为忠诚干净担当的共产党员。

（一）要不忘初心勇担当。作为党员都要首先在初心上找差距，认真思考和回答自己入党的初心是什么、对不对、变没变?决不能掩盖、回避这些问题，决不能轻描淡写、大而化之。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处理好公与私、义与利、是与非、情与法、亲与清、俭与奢、苦与乐、得与失等八对关系，首要的是处理好公与私的关系，一个人的工作状态、工作作风、工作成效等外在表现，归根结底都可以从这个问题上找到答案。97岁的老英雄张富清，战争年代不怕牺牲、出生入死，和平时期淡泊名利、扎根大山，他常说的一句话是：“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士，有好多都不在了。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拿出立功证件去摆自己啊?！”我们要学习这种胸怀境界，经常对照党章党规党纪，检视自己的理想信念和思想言行。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站位就高了，心胸就开阔了，个人得失就看得淡了，就能心无旁骛努力工作。

（二）要狠抓实战提能力。党员干部既要有敢担当的意识，又要有能担当的本领，还要有会担当的水平。我们要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如饥似渴学、对照结合学、联系实际学，边学边干、边干边学，尽快补齐短板、夯实底板。要注重提高专业化能力，不断积累专业素养储备，以过硬的专业知识、专业能力、专业作风、专业精神来支撑艰巨繁重的工作任务，努力成为各行各业的“专才”。要做起而行之的行动者、不做坐而论道的清淡客，当攻坚克难的奋斗者、不当怕见风雨的泥菩萨，在摸爬滚打中经风雨、见世面，长才干、壮筋骨。

（三）要聚精会神干事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伟大梦想不是等来的、喊来的，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权力有多大，责任就有多大，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不干，半点理由也没有，半点威信也没有。我们要坚持知行合一、真抓实干，面对大是大非敢于亮剑，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敢于挺身而出，面对失误敢于承担责任，面对歪风邪气敢于坚决斗争，做新时代的疾风劲草、烈火真金。要从实际出发，抓住主要矛盾，选准目标、集中火力，什么问题突出就着重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问题紧迫就抓紧解决什么问题，确保各项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四）要严守纪律作表率。党员干部不是一般的人员，而是离人民群众最近的服务员。因此，要坚持做到“五个更高更严”：队伍素质标准更高更严、纪律作风要求更高更严、工作规范化水平更高更严、工作质效标准更高更严、社会形象更高更严。我们要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表里如一、对党忠诚，做政治上的明白人；
严守工作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加强请求汇报，做到严细深实；
严守群众纪律，依规依纪依法开展群众工作；
严守保密纪律，决不跑风漏气；
严守廉洁纪律，严格遵守党纪国法，在行使权力上慎之又慎，在自我约束上严之又严。

同志们，100年风雨兼程，初心不改使命在肩。新时代一定要有新担当、新作为。我们每个人都要想干事、会干事、干成事、不出事，振奋精神、鼓足干劲，只争朝夕、勤奋工作，坚持把组织需要、人民期待和个人理想结合起来，努力追求更有高度、更有境界、更有品味的人生。

【篇4】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启示论文题目

百年党的历史百年红色金融
作者：陆岷峰欧阳文杰
来源：《金融理论探索》2020年第05期
摘要：在一百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历经革命、建设、改革等历史时期的砥砺创新，已经发展为自成一统、独具中国特色的思想理论体系，为革命胜利、社会转型、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高效的金融工作指导与服务，形成了坚定政治立场、突出问题导向、坚守功能本源、重视改革创新、扩大双向开放的金融思想发展经验主线。在总结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党建统领、市场主导、科技赋能、内外循环、理念输出的发展路线框架，对中国共产党百年金融思想的未来演变和升华进行了展望，以期为党的金融思想在新时代继续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金融功能;改革创新;金融科技;国际金融循环体系中图分类号：F832.3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2517（2020）05-0003-10DOI：10.16620/j.cnki.jrjy.2020.05.001一、引言
金融在经济运行体系中一直处于核心功能区位，是进行社会资源配置的关键枢纽，也是进行宏观经济调控和社会事务管理的重要工具。金融系统的主要运转方式，就是将社会资金进行跨时空的转移配置，促进资金在不同地理空间、不同经济个体和不同时间周期之间的有效流动，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增加社会福利[1]。
在宏观经济层面，一个健全的金融系统是打通要素市场和商品市场循环体系的核心环节，金融在集聚社会闲散资金并进行高效分配的过程中促进了国民储蓄向投资的顺利转化，是实现供给与需求平衡的重要工具，也是国民经济周期波动和长期增长的关键变量。在微观经济层面，从企业来看，企业生产经营周期的顺利运转需要金融的支持，涉及到企业融资效率、资本结构、商业信用、支付链条等方面，影响企业再生产的扩大和财富积累。从居民个体来看，居民个体层面金融服务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其在生命周期中的财富配置，进而对人生福利效用最大化的实现程度产生影响。
在国家政治层面，金融系统的效率水平和政治属性，不仅涉及到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和人民物质财富的增长，而且关系到社会公平与政治稳定的实现，金融是保护人民劳动财富的重要基础设施，也是参与国际竞争和应对外来风险的关键领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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