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的发掘及失踪揭秘

北京人头骨首次公开展出

2004年9月30日至10月14日，目前世界仅存的两块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之一的北京人头盖骨(枕骨)化石真品将在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展出。展出期间安放在防弹玻璃罩内。这是它1966年出土以来首次面对公众。

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为头盖骨化石展出购买了保险，保额为450万元。9月30日上午，北京人头盖骨（枕骨）被移出“藏身”38年的保险库，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工作人员将盛放头盖骨的锦盒交给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馆长杨海峰。杨馆长查验无误后将锦盒平放在一只安装了报警器的密码箱中上锁，然后双方在借据上签字。

随后，头盖骨的运送车在前后警车的开道、“押送”下，驶往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为确保头盖骨（枕骨）顺利安全地到达，公安、交管等有关部门已确定了一条最佳路线，同时还设计了一条备选路线，一旦发生意外就立刻切换。交管局表示将统一部署，沿途加派勤务，整个交接到运送的过程都有武装警察真枪实弹在头盖骨旁边保护。

密码箱安全到达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后，头盖骨被直接送入展厅，展馆随即关闭布展。头盖骨被放置在防弹玻璃罩中。在玻璃罩的上方，博物馆还安装了一个远红外线探头，探头的另一端连接的是设在保安室内的电视屏幕，保安全天监视头盖骨的情况，如果有人触碰玻璃罩，监控系统就会发出特别尖厉的报警声。展柜也是专门定制的：看似平常的木头底座，内衬的是非常厚的钢板；展台可以升降，一旦发生危险，头盖骨降入展柜内作为临时避险。

额骨和枕骨这两块头骨化石出土后一直保存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特别文物库中，仅有为数不多的业内专家亲眼目睹过。额骨和枕骨不能一起展出，就是因为它们太珍贵了，所以一个在外展出的时候另一个必须在中科院保险库内。与这块枕骨同期发现的还有一块额骨、一枚牙齿、173件石器、用火的遗迹以及大量动物化石。

裴文中的发现

1927年，由中国地质调查所主持，协和医学院参与合作，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发掘经费，选定周口店第一地点(即后来称为北京猿人洞)组成野外发掘队，开始发掘工作。由我国地质学家李捷担任野外工作队的负责人，瑞典古生物学家步林担任业务指导。这一年，在按发掘计划行将结束的前3天，即10月16日下午，发现一颗保存极好的人类下臼齿化石。于是，李捷就将这颗新发现的和以前发现的两颗牙齿化石均交由步达生再作研究，步达生认定这都是人的牙齿化石。于是，建立了一个新属新种，正式命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现改名为“北京直立人”，简称“北京人”。步达生的研究成果公布以后，并不一帆风顺。当时国际上许多有资格的古人类学家提出种种非难，主要是怀疑光凭这3颗牙齿化石就建立起新属新种，未免太草率了。这样，步达生的心理也承受着很大的压力，甚至感到不踏实。

正当这个关键的时候，1928年，我国两位颇有才华的年轻古生物学家杨钟健与裴文中参加到周口店的发掘工作。秋天的某日，25岁的考古学家裴文中来到发掘现场，看到几个筛土工人正在仔细地检查筛中的小化石。突然一转身，见到一个工人手上拿着一块较大的骨头。裴文中随手取过来一看，不觉又惊又喜，脱口而言：“这原是一块猿人下颌骨!”他立刻对这块难得的化石就地核实，弄清楚这块猿人下颌骨是从第一地点的A层积土中挖掘出来的。当时在场的工人还以为是猪的下颌骨，没当回事。幸亏裴文中迅速辨认出来，并把它小心地收藏了起来。

1929年开始，周口店的发掘工作，改由裴文中领导，发掘的范围仍继续按1927～1928年划定的方案进行。从年初一一直挖到深秋，向下挖掘的空间变得越来越小，剩下的堆积物也逐日变少，眼看似乎即将接近洞底，好像不会再出现什么奇迹，工人们估计不久便可收工休息了。正在此时，发现主洞与裂隙交叉的地方还有一个小洞，仅能容一人工作。裴文中爬过去细看了一下，认为这可能是猿人行走的通道，决定向小洞掘进，并亲自作探险的开路先锋。他在腰上系好绳子，让洞口外的工友用力拉着，自己带着手电筒沿洞壁徐徐滑下。刚到洞底，站稳脚跟，手电筒扫射过去，斐文中不觉惊呆了，遍地都是白骨散布着——几乎全是哺乳动物的骨骼化石，简直像是有意识保存下来的一座化石宝库啊!裴文中随后就爬出洞外，向在场的工友作了简单的介绍，工友们听后也感到格外兴奋，共同制订出下一步的发掘计划。

12月2日下午4时，裴文中与工人们一道仍在离地面12米以下的洞穴中劳动。假借熹微的烛光，裴文中聚精会神地辨认着每个新鲜开掘面上暴露出来的一块又一块灰白色的骨头化石，细心地搜索着。突然，他的目光在一个像半个皮球模样的骨头前停住了，他用手轻轻地拂去上面的灰尘，暴露的面积更大了。顿时，裴文中的眼前好像明亮起来：“咦!是猿人呀!”这一声呼喊，非同小可，全部工人都放下手中的劳动工具，聚向裴文中。

“这是猿人的头盖骨哟!这是我们多年来期望获得的宝贝!”裴文中暂时压抑一下万分激动的心跳，从容地向周围的工人解释。洞内和洞外的工人，几乎同时欢呼起来。裴文中脱了上衣包裹起来，像抱着一个婴儿似的小心翼翼走回办公室。这个消息当时成了爆炸性新闻，裴文中一时间成了国内外的知名人士。裴文中发现的这具沉睡地下50万年的猿人头盖骨，是20世纪最重大的科学发现之一。它为达尔文进化论所预言的人类从猿到人的演化提供了确凿的化石证据。如今，中国猿人已成为全人类的宝贵文化遗产，周口店已成为史前学和古人类学研究的一块里程碑。

贾兰坡的发现

1931年春，贾兰坡的表弟与朋友裴文中聊天时提起贾兰坡在家里成天闷头读书。当时地质调查所正在招练习生，裴文中建议不妨叫贾兰坡去试试。结果贾兰坡以优异成绩被录取，分配到新生代研究室。练习生是研究室里最低的职位。和贾兰坡同时分配到研究室里的还有一位燕京大学的毕业生——卞美年。在以后的工作中，卞美年经常给贾兰坡讲解古代生物化学的知识。到周口店后，还带着他看龙骨山周围的地质，不但给贾兰坡讲解地质构造和地层，还教他如何绘制剖面图。两人成了挚友。

1934年担任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周口店办事处主任的裴文中，因为次年要去法国留学需要在家里学习外语，研究室主任杨钟健就安排贾兰坡接替裴文中主持周口店的工作。同年，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步达生突发心脏病，捧着人头骨在办公室去世，德国古人类学家魏瑞敦来华接替了步达生。

1936年，由于周口店再没有重要的发现，洛克菲勒基金会只给了6个月的经费，如果6个月再无新的发现，洛克菲勒基金会可能会断了对周口店的资助。魏瑞敦和贾兰坡都心急如焚。这一年的11月15日上午，技工张海泉挖到了一块碎骨片扔到了筐里，贾兰坡拿出来一看，大吃一惊：“这不是人头骨吗?”接着挖下去，耳骨、眉骨也露了出来，到中午，这个头骨的所有碎片都被挖了出来，贾兰坡将其拿回办公室后清理、烘干、修复，一片片对粘起来。下午4时15分，在上午头盖骨发现处的下方，略北约半米处又发现了另一个头盖骨。魏瑞敦第二天看到后手不住地发抖，他的夫人说，当他早上听到这个消息后，从床上一下就蹦了起来，连裤子都穿反了。

11月26日上午9时，又一个头盖骨被发现。11天连续发现了3个头盖骨，这一消息一时传遍了全世界。魏瑞敦在这一年12月19日召开的地质学会北平分会上作报告时说：“对于这次伟大的发现，我们不能不归功于贾兰坡君。因为当发现之始，前两个头骨化石，碎成破碎状态，但贾君已知其重要性，并施用极精的技术，将其挖出，并经贾君略加修理，后才由卞美年及予携手研究。”

由于已经挖掘出来的北京人头盖骨1937年神秘失踪并且长期找不到，1966年3月15日裴文中主持在周口店第一地点继续发掘，希望能获得新的头盖骨。1966年5月4日发现一块头盖骨，第二天在同一层相隔不到2尺的地方又挖到一块骨头。饶有趣味的是，1966年发掘的头盖骨残片与1934年及1936年发现的第5号头骨的两块颞骨合并成一个近乎完整的间盖骨，说明它们同属一个个体。这是一个中年男性的头骨，脑容量约为1140亳升，具有“北京人”的典型特征，但又具有比其他“北京人”更为进步的性质。第一天发现的就是2004年9月30日展出的枕骨，第二天发现的是额骨。

“北京人”化石在地下沉睡了数十万年之后，于本世纪20年代末，得以重见天日，震动了学术界，成为世界人民的宝贵财富，“北京人”遗址也成为举世闻名的文化宝库。在20年代，达尔文的人类进化论学说虽然正在传播，但由于缺少化石证据而难有说服力。此前发现的爪哇猿人化石可以说为由人到猿的进化过程提供了物证，但各种意见的纷争致使这一物证没有得到确认。待到“北京人”出土以后，关于爪哇人的争论才得以平息，达尔文的进化论得到了有力的支持。对“北京人”的详细研究，可以为人类起源的探索提供极有价值的资料。这以后发现的人类早期或晚期化石，都要与“北京人”进行对比研究，即使在现代中国人的起源研究中，也牵涉到中国人究竟是“北京人”的后裔，还是由非洲迁徙而来的问题，这同样需要与“北京人”进行对比才能作出结论。更何况人类化石的发现是极其不易的，因而任何一点人类化石都是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

从考古发现来看，北京人的体质特征非常奇特，从他的头骨特征看，他有着粗壮的眉脊、前凸的嘴和粗壮的矢状脊等等，所以从头骨看，北京人是非常原始的。但是，北京人的肢骨却非常先进，与现代人的非常接近。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奇特的现象呢?科学家对此试图进行解释。有一种说法是这样的：在周口店生活着两种人，一种人比较进步，一种人比较落后；进步的人吃掉了落后的人，留下了落后的人的头骨。在周口店发现的肢骨化石就是进步的人的。中国有些学者根据“劳动创造人”的观点提出了另外一种解释。他们认为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劳动起着重要的作用。进化中的人先是直立行走，把手解放出来，手通过劳动锻炼越来越灵巧，随着肢骨越来越进步，大脑也随之进化。所以在进化过程中，肢骨首先进化，然后大脑与肢骨相适应才慢慢进化，因此才会出现肢骨进步而头骨原始的现象。事实上，这种镶嵌现象在爪哇直立人和肯尼亚直立人当中都存在，所以后一种解释更为合理。

这里还有必要介绍裴文中、杨钟健和贾兰坡三位人士。裴文中是北京大学地质系的毕业生，他和同校同系的师哥杨钟健都被没上过大学的贾兰坡称为老师，30年代他们一起参加了周口店的发掘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又一起成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所的同事，“文革”期间一起被下放“牛棚”。杨钟健1979年去世，裴文中1982年去世，骨灰皆安葬在周口店。2001年7月8日，贾兰坡院士与世长辞，骨灰也安葬在周口店。如今，3位挚友永远团聚在周口店的烂漫山花下。

北京人的失踪

1927年至1937年共在猿人洞中发现5个头盖骨，被送到北京的协和医学院保存和研究。但不幸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挖掘出来的北京人化石除了三颗放在瑞典实验室的牙齿以外，其余的都神秘失踪，至今仍是一个谜。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日本军队侵占北京，但是当时协和医学院是美国的机构，挂有美国国旗，因此成了北京人化石的“保险箱”。

1941年开始，“珍珠港事件”前夕，日美关系越来越紧张，“北京人”化石的安全成了人们非常忧虑的问题。当时只有三种选择：一是把化石运到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的“陪都”重庆去；二是留在北京，找一个妥善的地方秘密收藏起来；三是送到美国去暂时保管。三种办法各有利弊。经过选择，认为第三种办法比较可行。当时，魏瑞敦决定离开中国去美国历史自然博物馆。他吩咐他的助手胡承志加班加点赶制北京人标本模型，准备把模型带到美国去研究。后来他又担心标本留在日本人占领区很不安全，就托美国大使詹森把化石运到美国暂为保管。詹森不同意，因为在发掘周口店时中美双方有协议：不得把发现的人类化石带出中国。后来当时已任中华民国行政院长的翁文灏以官方的名义委托詹森把化石运往美国，他才同意。

1941年11月中旬或下旬，胡承志和吉延卿一起奉命把“北京人”化石装箱，共装了两个木箱，一个长48、高11、宽22寸，另一个长45、高宽各22寸。装箱十分考究，先将化石用擦显微镜头的细棉包好，再用软纸包，然后裹以洁白的医用吸水棉花，再用粉连纸包上，最后把医用细纱布多层包在外面，然后入小木盒，并用吸水棉花将小木盒填满。小木盒装进大木箱后，用木丝填充塞满。至于牙齿化石，均装入小纸盒内，上面有玻璃，内填棉花，玻璃上有红边的标志号码，并详细注明牙齿所属部位。两个木箱装好后，大箱上标有“SADE1”字样，小箱上标有“SADE2”字样，装好后，把箱子送到北京协和医院总务长埔文的办公室。据说送去当天就被转送到F楼4号保险室里。

化石被美国陆战队运往秦皇岛，准备搭乘来接送陆战队的哈里森总统号轮船。但是该船在开往秦皇岛的途中，正赶上太平洋战争爆发，这条船被日本人击沉于长江口外。而负责携带这批化石的美国军医弗利被日军俘虏，从此这批非常珍贵的化石就失踪了，至今仍是个谜。而半个世纪以来，日本官方始终不承认获得和收藏“北京人”。

据胡承志同志回忆，他们将箱子送到埔文办公室后，埔文说大约在11月底将把它们送到美国大使馆，准备由美国海军陆战队带到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去。12月5日早晨5点钟，装有化石箱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专用列车离开北京，沿着当时的京山铁路向位于渤海岸边的秦皇岛开去，打算把化石送上一艘由上海驶来的美国定期航轮——哈里森总统号，这艘轮船预定12月8日到达秦皇岛。但是，这个计划还没有来得及实现，“珍珠港事件”就发生了。

北京人现在何处

在“北京人”丢失后的50多年中，几乎每隔10年，都会在了媒体上出现一次追寻热潮。那么北京人现在到底会在哪里?在美国还是在日本?

早在80年代，一条线索表明：“珍珠港事件”爆发前夕，一个守护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总部与美国驻华大使馆相通的便门口的卫兵，看到有两个人抬了一箱东西，埋在大使馆的后院里。这个卫兵推测，这一箱东西可能是“北京人”化石。但至今未找到这个箱子。1992年，在中日复交20周年之际，日本大坂举办中国恐龙与北京猿人展览，有关方面利用这一机会与日方有关人士成立了回归北京猿人化石委员会，写出回归北京猿人宣言。日中友协大坂分会和日中合作公司负责联络。大坂的每日新闻负责宣传工作，后来，每日新闻知难而退了。因为有人传言，如此调查下去，有可能引出第二个“慰安妇事件”。

丢失过程中有许多环节至今仍是一团迷雾，许多当事人也已经不在世了，这必然给追寻工作带来难以克服的困难。从现在掌握的材料来看，几乎每一个环节都有不同的说法，各种说法之间充满着矛盾，就像一团乱麻，很难理出头绪。例如化石在协和医学院装箱后，据说又被美军分装到了军用箱中。这个过程中，没有任何确凿证据可以证明这批化石被分装到了军用箱中。当军用箱在秦皇岛被日军俘获后，也没有一个当事人证明箱中确有那些化石。

此化石现存于美国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爪哇人化石就曾不明不白地在美国露面，谁能担保他们不会窃取“北京人”化石呢?与美国相比，在日本的可能性更大。日本当时作为侵略国，具有很强的掠夺性。同样是在二战期间，日本人曾窃取过一具在爪哇发现的梭罗人头骨化石，直到战后才被追回。在“珍珠港事件”之前，日本侵略者对“北京人”化石觊觎已久。化石的丢失，是在日本人控制了局势的情况下发生的。

当前较新的说法有两个，一是日本老兵中田光南所提供的线索。他说，1946年1月4日，他在其岳父远藤隆次在长春的寓所里见过“北京人”头骨。远藤于1948年由中国返回日本后，他在远藤家再次见到那个装着头骨的箱子。中田推测，为了避免战后的搜查，那个头骨可能被远藤埋藏于他早夭的儿子的墓穴中。另一个线索是：“北京人”化石可能正沉睡在1945年4月被美军击沉的日本巨轮“阿波丸号”里。

对于这些线索，均不能完全排除其可能性，因而作进一步的追踪也许是必要的。但这些线索也都有很大的疑点。对于第一个线索，中田声称他所见到的是一个完整的“北京人”头骨，这就与事实相去甚远，因为丢失的6个头骨没有一个是完整的。事实上，远藤是在中国研究扎赉诺尔人的考古学者。中田在他那儿所见的“北京人”疑为“北京人”化石模型；如果真为头骨化石，则也只可能是一具扎赉诺尔人头骨化石。对于第二个线索，较大的疑点是，如果日本人真的在1941年便得到了“北京人”化石，为什么不将化石直接送到日本，而会转运到东南亚一带，并一直等到1945年才装上“阿波丸号”运往日本呢?这似乎不合常理。

寻找“北京人”是一件重大而严肃的事情，应当有政府的介入，美国政府和日本政府尤其应当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化石的丢失，是在政府间发生的事情，如今寻找化石却不见政府出面，只是一些个人和民间组织在那里努力，这无论如何是不正常的，也是难于奏效的。

遗址的保护与发掘

2004年7月，北京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启动自1929年挖掘出第一块“北京人”头盖骨以来的首次保护工程。工程投资200万元，10月底竣工。加固工程经过了多个领域专家的长时间研讨、论证。

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的专家对遗址进行的为期一个多月时间的地质调查，发现周口店遗址群中有多处存在危险隐患。由于前期发掘不规范、火车震动、采矿、风化雨蚀等自然和历史原因，北京周口店北京人遗址遭遇到了威胁，个别地段已十分危险。

对周口店北京人遗址进行的保护工程将在保护原有的基础上，不破坏岩石本体、不破坏现有地容地貌、保持遗址永久性的原则下进行，施工将采用灌浆、铆杆等技术手段。加固地点包括鸽子堂，第三地点、第四地点、盖层堆积处、山顶洞、灰烬层等六处。除了鸽子堂外，其余五处地点为常规性加固，惟有鸽子堂采用非常规加固措施，即不允许在施工中出现震动和大量粉尘等。

此次加固保护工程竣工后，北京周口店遗址的旧有隐患将得到排除，通过采用灌浆、铆杆等修复技术后的六处隐患地可具备抗大风、大雨及耐正常低温的能力，同时还可具备抵御强地震的能力。

因此，除了采取当务之急的加固保护工程外，有关部门还将制定完善的保护《规划》，从而使其得到更加科学、合理的保护。对北京周口店遗址所作的保护《规划》有望于近期出台。在这部《规划》中，将详细列出周口店遗址的保护细则、环境整治及机构设置等内容。《规划》出台并得到逐步实施后，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有可能会建立一个遗址公园。不过，该计划仍在讨论、论证过程中。

为了保护遗址，近期不会再有大规模开发，而且挖掘地点已到底层，不大可能再有新的发现了。现在发掘潜力最大的是第15地点，目前15地点仅仅挖到表层，已经有一些石器等文物出现，如果继续挖下去，很有可能有丰富的遗物，甚至人类的化石。但是现在轻易不会挖，因为这些地方太珍贵了。

以后的发掘会加大范围，会沿着北京人走过的地点进行，因为人类的活动不可能限定在一个小的范围之内。

对于上世纪30年代丢失的头盖骨，随着时间的推移，找到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但希望还是有的，如果由政府出面寻找，力度会比一些组织或者个人寻找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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