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的乡村建设走向

[摘要]

农业供给侧改革为乡村建设提供了机遇，也带来挑战。传统文化为村落共同体再造提供了优质文化资源，凝聚了村庄文化内核，为公共生活和社会整合提供了手段，提升了村民的生活品质。农业供给侧改革不能消灭小农，而是服务小农，打造服务小农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农业供给侧改革要适度发展，不能大跃进。乡村教育要以本土文化为资源，利用优秀的传统文化，提升农民的幸福感。今日乡村建设引入了大量的外部资源，忽视了原住民的参与，没有原住民的参与，很难取得真正的成功。在资本下乡和农业资本化的背景下，乡村建设要切实维护农民权益，防止乡村建设的去农民化，增强农民的文化自信。

[关键词]

乡村建设；社区营造；农业供给侧改革

中图分类号：D42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10X（2017）04006606

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吹响了农业供给侧改革的号角，为乡村建设提供了新的机遇，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农业供给侧改革的重点是再造经营主体，实际上是农业资本化，农业资本化就是去小农化，这意味着生产要素的重組，这一重组会给乡村建设带来深刻的影响。为了全面评估农业供给侧改革背景下乡村建设的走向，江南大学于2017年5月6日召开了第二届农政与乡建工作坊，来自全国各地的三农学者、基层干部以及乡村建设者五十多人参会。工作坊就农业供给侧改革、社区营造、文化建设等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提出了有针对性的问题和建议。

一、城镇化进程中的传统村落文化保护与传承

陈野对浙江骆家庄进行了深入的田野调查和专题研究，她提出了后城市化时代村庄共同体重建的文化路向，并提出了“精神長相”这一富有启发性的概念。

陈野研究的骆家庄是典型的城郊村，撤村建居是这类村庄的命运，也就是所谓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这样的新型社区有很多，地方政府将之视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一个有效途径。她发现在城市化过程中村落实现再造，新型共同体再造，而非村落的终结。精神文化层面的共同体再造更加复杂，文化复杂性不是线性的变迁，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变为市民之后，是不是他的文化就是都市文化了呢，没有这么简单，他

可能也会像城市人一样进行文化消费，但他的精神内核可能还是村落文化，村民的精神文化家园不可能简单地城市化。

村落文化是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的根基深厚，不会轻易消逝，只要保有文化的种子，在适当的条件下还会新生。骆家庄虽然已经成为城市社区，但城市化之后居民仍然以村民自居，体现了农民的精神认同，这是一种符号化表达，说明传统的精神世界仍在。一些传统民俗活动，不只是老年人的活动，年轻人也在积极参加，比如端午节的划龙舟。传统文化的代际传承，是最好的保护，是真正的传承。所谓的传承不是由文化部门来传承，也不是由游客来传承，而是在原住民中进行代际传承，这才是真正的活态传承。

传统文化为城中村的共同体再造提供了优质的文化资源，凝聚了村庄文化内核，为公共生活和社会整合提供了手段，提升了居民的生活品质。骆家庄注重优质的传统文化对于共同体再造的作用，这些传统文化是活的，是嵌入到社区共同体生活中的，这样的新型社区实际上是精神文化共同体，这种城市更新是有机更新，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文化建设与共同体再造。传统文化服务于共同体的再造，这是村落文化建设的进路。

正如骆家庄人所讲，“让高水准高品质的文化与教育，提升骆家庄人的精神长相”。文化建设服务于提升居民的精神长相，体现了传统村落文化的功能。

骆家庄个案的意义在于，城市化的村庄并没有带来传统文化的消逝，反而带来传统文化的新生。所以，越是城市化，村落传统文化越值得研究，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传统村落文化保护与传承研究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重大课题。重视传统村落保护，强调传统文化传承，重视文化遗产保护，不只是旅游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国家在进一步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越是在这样背景下，传统村落文化保护与传承越是重要。

优质的村落文化是传统文化的一种形式，不仅农民需要，市民也需要。传统村落文化传承，传承的是优秀的传统文化。传统村落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可从多个方面着手，比如博物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村落保护、乡村旅游开发等。村落类型也是多种多样的，传统村落、少数民族村落、红色村落、经济强村、新型农村社区、城郊村、城中村等。传统村落文化无处不在，它在新型城镇化中作用非常重大，对社会整合和社会治理意义重大。

这是文化的价值，除了价值，更重要的是传统村落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体系的构建。

二、社区营造与农业供给侧改革

陈茂祥具有三十多年台湾社区营造经验，近年来在大陆从事乡村建设，他将适足农业和社区营造作为解决大陆三农问题的新选项，认为社区营造的核心是“造人”，重视社区教育，倡导适足农业，并对农业资本化进行了反思。

陈茂祥分享了台湾社区营造的人、文、地、景、产，尤其强调了造人和造产，关心的是台湾社区营造如何软着陆到大陆。他曾经帮助一个村庄写村史，也就是村志，这是文化自觉的一种体现。村志可以留下文化的种子，村史要与博物馆相结合，使得村史可以触摸，这是文化保存的有效形式。社区营造最重要的是造人，造文化。他还提到当前基层治理中出现的乡绅治理的崩溃，选举本来是选贤举能，但实际上很多地方选举失灵，没有办法选出好的当家人。我们此前也关注到了这一问题，选举很规范，但效果不好，笔者称之为村民自治的异化，这个异化实际上就是选举的失灵。

他还特别提到了人与人之间诚信的瓦解与重建，尤其是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市场经济的渗透，基层干部与农民之间，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缺乏起码的信任。在村庄治理中，村民缺乏参与，公共品大多采用外包的形式，与村民无关。他特别提出来要加强教育，对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教育，对村民的辅导，建立社区大学，倡导终身学习，通过学习来造人。

这就是造人，造什么样的人，经济人还是文化人。

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在造经济人，社区营造和文化建设应该造文化人，这正是乡村文化建设可以有所作為的地方。美丽乡村建设，最美的风景是人，而当前的美丽乡村建设重在基础设施、建筑和生态环境，唯独没有关注到人，没有关注到人心，这是我们真正需要向台湾社区营造学习的地方。

他认为农村产业的发展应该是适足农业，反思了农业生产的资本化，规模化农业生产破坏自然生态。农业生产经历了生活化生产、企业化生产、后生活化的生产三个阶段，生活化生产追求生存、生计和生活，企业化生产追求利润，而后生活化的生产追求生产、生态、生活的统一。

他主张生态农业，反思资本农业，发展区域经济，倡导适度农业而非大规模农业。所谓区域经济，实际上是一种合作经济，资源共享，生产资料的团购，田间的统一管理，如水利建设、病虫害防治等，做到抱团发展，实现合作。

这种合作不是以单个的村落为单位，而是以中心村为模式，但在当前的大陆农村，很难实现。所谓合作主要是社会化服务上的合作，如水利、农资等领域的合作。这也是笔者所讲的公共服务，是一种中等规模的合作，应该是供给侧改革的重点，农业供给侧改革应该优化农业公共服务体系，主要包括水利、农技、农资等领域。公共服务是为了降低农业生产的成本，服务于适足农业的发展。在笔者看来，农业供给侧改革的重点是农业服务体系，而非农业生产体系。

陈茂祥强调生态农业，包括农事体验、食农教育、乐活、慢活。他主张生态有机农业和全域旅游，主张慢活，

但关键是这种所谓生态农业和休闲农业，是在反思资本农业发展模式吗？恰恰不是，休闲农业实际上被资本农业收编了，所谓生态农业也被资本收编了，休闲农业和生态农业并不是针对资本农业的，而是资本农业的一种实现形式，小农基本上退出了休闲农业和生态农业，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笔者认为，这种生态农业是脱离农民的，反映了城市中产阶级的品味。

乡建派主张生态农业和休闲农业，认为这是资本进入农业生产的主要途径，而恰恰是农业的资本化，生态农业被资本收编了，并不构成对资本农业的反思，小农退出农业供给侧改革就是最有力的证明。这也是笔者的观点，主张适度农业，而非规模农业，供给侧改革为农业发展提供了机会。

农业供给侧改革的方向应该是适足农业，而不是资本主导的规模农业，非资本农业。

当前农业供给侧改革，小农几乎没有生存的空间，小农退出，乡村文化失去了载体。农业供给侧改革不是消灭小农，但当前的农业供给侧改革的直接后果很可能会消灭小农，小农被迫退出，这是不妥的。农业供给侧改革不能消灭小农，而应服务小农，打造服务小农的社会化服务体系。这是合作社只做服务的道理所在，也是陈茂祥所谓服务区域经济的道理所在。

三、扶贫与农业供给侧改革

毛刚强长期从事农村发展与反贫困实践与研究，他以大数据研究为基础，反思了当前贫困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并对农业产业化和资本化提出了批评，引起了与会学者的讨论。毛刚强还就贫困治理给出了一个具有操作性的替代方案。

毛刚强认为扶贫被简单化为收入低的问题，出路就是发展生产，增加收入，这个思路是错误的，他至今没有看到一个农业产业发展成功的案例。他跟踪了100个返乡创业的案例，每个创业案例都有超过20万元的投入，最后只有5个成功了，还是在城郊搞农家乐，搞农业产业的全部失败，包括规模种植、养殖。这一发现对农业供给侧改革和扶贫都有深刻的启发。扶贫和农业供给侧改革虽然重点不同，但可以相互启发，扶贫产业如何发展，主要是贫困户的产业发展。而农业供给侧改革主要是资本农业的发展，小农自发退出了经济作物种植，也就是微型资本农业，贫困户更没有能力，这一点在农业供给侧改革中得到了验证，农业供给侧改革主要是资本农业，小户退出。

毛刚强认为一些地方脱贫致富的农户都是靠外出务工，与农業无关，甚至与扶贫无关。笔者认同他的这一看法，在调查时也发现，农民致富都是靠自己，靠外出务工，没有靠扶贫致富的，形成了农民与地方政府两条线。有的地方已经形成了脱贫产业和发展产业，政府的钱用不出去，农民又缺钱，造成政府有钱、百姓贫困的格局。钱用不出去要承担责任，用错了也要承担责任，用不出去承担的责任小一点。

毛刚强认为扶贫办设置的好处是地方财政的，与贫困农民并没有直接关系。这是从问题解决问题的角度，也就是从民众的角度，如果从部门的角度，当然应该强化，任何一个部门都有自我强化的冲动。

毛刚强发现很多村民对村干部的好评率很低，村民不仅不信任地方政府，也不信任村干部，村级组织失去公信力。村干部是村民选出来的，村民为什么不信任自己选出来的村干部呢？这就是选举的失灵。选举就是选贤任能，选出新乡贤，选出好的当家人。村干部的好评率不高，村民不信任村干部，意味着新乡贤的难得。既培养新乡贤，寄希望于新乡贤，但又非常难得，这就是理想与现实的悖论。

毛刚强认为贫是缺乏，困是难以行动，现在的最大问题是困的问题，而非贫的问题，所谓困就是治理的问题，是精神和人心的问题，人心之困，精神之困。他给出的方案是社区第一位，共同体第一位，将扶贫问题转换为社区治理，并提出了一个能力系统，即治理能力、经济能力、福利能力、环境能力、文化能力、基础设施能力。所谓文化能力指的是文化反思，可持续发展，文化传承。他还提出了所谓“五共”，即共商、共识、共建、共担、共享。

资本下乡，从农家乐到民宿，民宿死掉了。民宿热，有多少能够盈利，有多少能够可持续发展，现在还没有人指出这一点。农家乐和民宿是农业供给侧改革的重点。这与农民无关，即使从资本的角度来看，这类资本下乡也往往血本无归，农业供给侧改革要适度发展，不能大跃进。

四、文化自觉与村落文化建设

鲁可荣以浙江四个村庄的文化建设为例，讨论了文化自觉背景下的乡村教育复兴与乡村文化传承，主张激发农民的文化自觉，挖掘乡土文化和教育资源，推动传统文化的活态传承，为乡村文化与教育提供了一个新框架。

鲁可荣认为不能将乡村教育简单等同于乡村学校教育，乡村教育不是单纯的学校教育，现在的学校教育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乡村教育，至于村小学在乡村教育与文化中能发挥什么作用，这还是一个值得观察的问题。撤点并校之后，很多村小学都取消了，这对乡村教育与文化建设有什么影响，能否将村小学转换为社区大学，也就是非学历教育，这是一个思路。

乡村教育的主要目的是文化传承，特别是乡村文化的传承，这才是乡村教育，而非学历教育。乡村教育以本土文化资源为资源，利用优秀的传统文化，提升农民的幸福感。乡村教育不能等同于村小教育，不是知识教育，不是学历教育，而是道德教育，传统文化的教育，农业生产的教育。当然，乡村教育可以与村小教育相结合，这种结合也就是对孩子进行乡土文化的教育。所以，乡村教育的形式可以是村小学教育，同时还包括民俗活动、节庆仪式、农业生产、博物馆、乡村春晚、老年大学、社区大学、老年协会等途径，从这一点来看，乡村教育就是乡村文化。

林莉君是一位音乐家，她以音乐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跟踪调查了浙江胡公信仰及其仪式音声的传统与变迁，指出了乡村传统仪式音乐的同质化和闹热化，为了分析乡村文化变迁提供了一个专业又有趣的视角。

林莉君关注民间仪式音乐，胡公信仰分布，也是一种文化圈，祭礼仪式中的音乐，祈福保平安，她对音乐进行了三层分析，即核心—中层—外围，她发现了仪式音乐的闹热化和世俗化，用乐单一化，简单模仿流行音乐，缺乏创造力，民间仪式音乐同质化，民间音乐商品化，民间音乐有消解的趋势，乡土文化何以复兴？仪式音乐背后是文化认同和族群认同，是一种本地化的认同。所谓仪式音乐，就是礼乐，是仪式中适用的音乐。

林莉君的分析虽然以民间信仰中仪式音乐为例，但对我们分析民间仪式音乐提供了一个具体的视角。民间音乐主要是仪式音乐，它并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与特定的仪式密切相关的，比如红白喜事和宗教信仰。但现在的民间音乐也就是所谓的舞台班子，从过去的传统曲艺向流行音乐转变，并且是现代歌舞，这是民间仪式音乐的变化。实际上这种音乐本身的变化就应该引起我们的充分重视，考察可以通过对这些所谓草台班子的调查为切入口展开。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拓展，民间音乐和民间曲艺逐步被现代音乐所取代，比如广场舞和扭秧歌，都是现代歌曲，传统的曲艺形式退出人们的生活，甚至退出了人生仪式。所以，虽然有文化活动，但从音乐来看，从声音和歌舞来看，并不是文化的復兴，而是传统文化的消解，这种闹热化、同质化、流行化，对乡土文化是最大的消解，而非保护和传承。过去，日常的文化消遣与仪式文化是一致的，现在，文化消遣现代化，传统仪式音乐也受到了现代歌舞的冲击和侵蚀。

我们不要一听到音乐就开心，一看到乡土节目就认为是乡土文化复兴，比如乡村春晚，还要对节目内容进行分析，对它的艺术形式进行分析，对它的声音和舞蹈进行分析，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是乡土的，还是城市的，是本土的，还是外来的，是原创的，还是模仿的。笔者对这种闹热化深有同感，到处都是电子琴，流行歌曲，现代歌舞，闹热化，庸俗化，取代了严肃的仪式音乐。

龚伟亮以缙云乡村春晚的节目单为例，讨论了乡土文化复兴的进路与乡村社会的主体性，揭示新型城乡关系以及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生成机制。

乡村春晚，乡土文化复兴与乡村主体性，何谓乡土文化复兴，如何看待乡土文化复兴，是不是真正的复兴？这需要具体深入的分析，不能大而化之，泛泛而论。月山春晚1981年开始，而央视春晚1983年才有。其实也不能这样说，过去的村落到了春节都有自己的民俗活动，这就类似于晚会，只是很多村庄没有叫晚会的名字。春节晚会是一个现代词汇，春节期间的节庆仪式和民俗活动却是传统农业社会的标配。春晚这个词和形式是现代的，但节目内容是农业社会的，春节本来就是农业社会的节日，春晚本质上来讲是农业社会的节目。当然，随着我国的城市化率的提高，央视春晚也就要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这也是近年来央视春晚引起争议的原因所在。

龚伟亮认为乡村春晚是新文化的生成，体现了女性参与和文化解放，体现了群众性和有机性，超越城市中心主义和乡村衰败论，体现了文化自信。村落文化具有能动性，软实力在民间，耕读文明是软实力，传统村落文化是最大的国家软实力。文化部公共文化发展中心也参与其中，发起了百县万村春晚联盟，全球直播。乡村春晚不只是村落文化的复兴，也是国家文化建设的一个部分。所有的村落文化保护与传承都是国家文化建设的一部分，是国家文化治理的一部分。

我们关心的并不是乡土文化传承，并不是所谓的新乡土，实际上并不存在这样一个所谓的新乡土，村落文化并不是乡土文化，村落文化比乡土文化的内涵更为广泛。我们探讨的村落文化遗产并不是乡土文化，不只是农耕文化，更不只是民俗文化，而是村落文化，村落文化是传统文化。村落文化的功能要远远超过乡土和乡愁，村落文化是我们的根，这是村落文化的最大价值。虽然村落文化的功能开始引起关注，但还比较表面。文化建设就是进行文化保护与传承，最重要的是保留文化基因和文化种子，这是文化建设的核心。

五、村落主体性与农民的乡村建设

何允辉分享了在浙江义乌何斯路村作为实践者的探索，何斯路村通过功德银行聚人心、新乡贤带头、原住民参与等方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現为浙江文化示范村、中国最美乡村示范村，他的发言成功改变了大家对基层干部的看法。

何允辉提出他搞的不是土地经济，没有卖地，何斯路村之所以能够成功，一是靠软实力，功德银行，邻里关系的团结；二是乡村引领者要有胸怀，是村里的榜样，也就是新乡贤；三是离不开原住民的参与。这三点非常有道理，今日乡村建设引入了大量的外部资源，恰恰忽视了原住民的参与，没有原住民的参与，很难取得真正的成功。不管是功德银行、新乡贤，还是普通村民，均强调了村庄自身的主体性，从何允辉简短的发言，我们看到了村落自身的主体性，是自身力量而不是外部力量发展起来。不管是资本，还是艺术，都要服务于乡村社会的主体性。村落要想可持续发展，必须要有自身的主体性。建筑师和乡建者的过度介入都很难可持续，这是乡建者必须要注意的问题。所有的乡建者都无法替代村落自身的主体性，乡村如何发展，那是他们自己的选择。村干部是村落主体性的体现之一。

很多乡建者的乡建为什么都归于失败，就是因为严重脱离村落，甚至与村干部和村民关系紧张，这只是乡建者的乡建，而不是农民的乡建，我们呼吁农民的乡建，而不是乡建者的乡建。

从乡建研究者的角度来看，乡建者的乡建很难成功，乡建者最终可能也要回归自身应有的定位，就是为乡建服务，为农民的乡建提供服务，而不是代替农民从事乡建，也不是为政府提供服务，而是为农民提供服务，为村落提供服务。各种类型的乡建者最大的问题都是过度介入，这是他们容易失败的原因所在，乡建者把自己当成了乡建的主体，农民只是配合和參与，而不是主体，其实农民才是乡建的真正主体。藝术家、建筑师的介入程度太深，乡建派的介入也太深。

对乡村建设而言，乡建者是外来者，不能将他们视为乡建主体，农民才是真正的乡建主体。民国时期的乡建运动，乡建主体非常多元，并没有看到农民，不管何种主张，都只是乡建者的主张，这是我们对民国乡建派的一个评论。对于新乡村建设而言，同样如此，不管何种主张，不管何种主体，都是外来者，他们并不是农民。所以，我们应该尊重实践者，真正的实践者是村民和村干部，他们是原住民，是原生的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外来的乡建者则不是，他们是带着自己的理念的，但对乡村的理念远远不如学者深刻，在这次的讨论中笔者对之体会深刻。这些年轻的乡建者也许做了很多事，但他们对乡村社会的理解确实有限，甚至让人失望。我们关注的是农民的乡建，而非乡建者的乡建。

六、结论

第二届农政与乡建工作坊取得了丰硕成果，对新时期乡村建设的问题与走向进行了热烈讨论，并达成了一系列共识。同时，工作坊还就长三角地区的乡村建设研究合作达成了初步意向，长三角地区的三农学者和实践者将和全国其他地区的三农学者和实践者一道，为推动新农村建设的升级和农业供给侧改革贡献自己的智慧，形成新农村建设研究的江南特色，以江南乡村建设实践为基础建构乡村研究的新范式和新理论，并逐步形成乡村研究的江南学派。

中国三农问题研究需要告别三农危机论，中国乡村建设需要告别乡村衰败论，告别晏阳初的“愚穷弱私”范式。江浙闽台地区的乡村建设为我们实现研究范式的转换提供了坚实的经验基础，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为我们实现范式转换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在农业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我们需要重估乡村的价值，中国乡村社会不再是有病的社会，农民不再是病人，基层干部不再是坏人。乡村建设和乡村研究要从乡村危机论转向乡村价值论，乡村社会具有能动性、生产性和主体性，不是城市拯救乡村，而是乡村拯救城市，不是资本救活乡村，而是乡村救活资本。今后的乡村建设要特别重视农民的主体性，农民才是乡村建设的主人，也是乡村建设的目的。在资本下乡和农业资本化的背景下，乡村建设要切实维护农民权益，防止乡村建设的去农民化，增强农民的文化自信。

责任编辑：王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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