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邓小平交通发展的战略布局

〔摘要〕邓小平理论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指导思想。在这一理论体系中，他特别强调了交通要优先建设、重点发展、科学规划和加大投入的思想。在改革开放之初的国民经济调整时期，邓小平强调交通的建设还要尽可能地继续发展；就整个国家建设来说，交通运输是重点；研究长远发展，主要是制定交通運输的发展规划；加强交通投资，他要求坚持十到二十年，宁肯欠债，也要加强；看到交通发展的辉煌成就，他笑吟：喜看今日路，胜读百年书。邓小平关于交通发展的系列论述，丰富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理论内涵，是邓小平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我国综合超前的交通基础设施和蓬勃繁荣的交通运输体系，有力地保障并有效地促进了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的健康快速发展。在此回顾和学习邓小平的重要论述和思想，以缅怀这位总设计师的丰功伟绩，更称颂他的远见卓识。

〔关键词〕邓小平；新时期；交通建设；经济战略；发展布局

〔中图分类号〕A8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0921（2017）01-0046-12

我们研究邓小平有关交通的论述，应先了解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社会形势和交通状况，进而理解如何形成邓小平交通战略思想的。首先，我们看改革开放之初的经济状况。197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3645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有381元。国家财政收入仅1132亿元，外汇储备仅1.67亿美元，折合成人民币人均不足1块钱。〔1〕其次，我们看当时的交通状况。1978年全国运输路线总里程只有123.5万公里，其中，铁路5.2万公里，公路89万公里，内河航道13.6万公里，民用航空航线14.9万公里，管道运输0.8万公里。全国年客运量25.4亿人，年货运量24.9亿吨。全国铁路电气化里程只有1030公里；公路路面铺装率仅有71.9%，而且绝大部分为砂石路面，等外公路占40%以上，当时我国还没有高速公路；内河航道大都处于自然状态，通航里程逐渐萎缩，主要港口生产用码头泊位735个，沿海港口深水泊位仅有133个；港口机械设备落后，运输船舶少。民用机场只有30多个，而且机场设施落后，飞机陈旧。〔2〕交通运输已成为国民经济发展中最薄弱的环节。正是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从经济接近崩溃和交通十分落后的基础状况出发，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交通建设和发展的论述，本文将从五个方面来学习和分析。

一、这次调整，交通的建设还要尽可能地继续发展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出现了严重比例失调。这是由于刚刚经过“文革”内乱，受“左”倾指导思想的影响，在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提出了要建设120个大项目，其中有十大钢铁基地、九大有色金属基地、十大油气田等高指标。这个方针的执行，造成国家财政困难和国民经济比例更加失调的严重后果。〔3〕1979年3月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邓小平指出：“过去十多年来，我们一直没有摆脱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而没有按比例发展就不可能有稳定的、确实可靠的高速度。看来，我们的经济，我们的农业、工业、基建、交通、内外贸易、财政金融，在总的前进的过程中都还需要有一段调整的时间，才能由不同程度的不平衡走向比较平衡。”〔4〕1979年4月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正式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

经济结构比例失调，就要调整和整顿，并在调整中加强交通建设。1979年5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大忠义为团长的日本时事通讯社代表团时说：“交通不放在优先的地位，也是不行的。”如何理解经济的调整，邓小平接着说：“所谓调整，主要是调整工业和农业、工业内部的关系，调整得好些，相互比例关系更恰当一些，这样才能更好地建设，比较快地前进。我们国内经济有个先搞什么，后搞什么，哪些要快一点，哪些要慢一点的调整问题。”〔5〕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指出：“我们过去长期搞计划，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没有安排好各种比例关系。农业和工业比例失调，农林牧副渔之间和轻重工业之间比例失调，煤电油运和其他工业比例失调，‘骨头’和‘肉’（就是工业和住宅建设、交通市政建设、商业服务业建设等）比例失调，积累和消费比例失调”〔6〕，“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不合社会需要的产品和不合质量要求的废品，降低各种成本，提高资金利用率。……生产有了发展，还要照顾到以后的发展，要搞基本建设，要实现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补偿多年来的欠帐。比如，我们的城市需要建设，搞下水道、房屋、交通，办学校。”〔7〕1980年11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罗马尼亚总理伊利耶·维尔德茨时指出：“在能源、交通、教育、科学等方面以及城市建设、住宅等方面欠账太多，不成比例。……煤炭采运比例失调，交通跟不上，煤运不出去。”〔8〕但是，由于全党对调整经济的重要性认识不一致，以致使调整工作进展迟缓。基本建设的总规模没有退下来，22个引进大项目该停的没有停，地方和企业又盲目上了一批重复建设项目，行政管理和各项事业费不但没有收缩，而且又增加了。以致1979年、1980年分别出现了170亿、127亿元的巨额财政赤字。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上，积累和消费的总需求超过了总供给，从而导致货币量发行过大，物价上涨过多等现象。〔9〕为着重讨论经济形势和经济调整问题，中共中央于1980年12月16日至25日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指出：“我们这次调整，正如陈云同志说的，是健康的、清醒的调整。这次调整，在某些方面要后退，而且要退够。其他方面，主要是农业、轻工业和有关人民生活的日用品的生产，能源、交通的建设，……还要尽可能地继续发展。”〔10〕

调整经济比例和压低发展速度，主要是经济发展遇到交通等瓶颈制约，通过抓交通、打基础，才能实现经济发展的目标和任务。1982年8月6日，他在会见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时说：“我国在工业、商业等方面贯彻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看来这是十分必要的，特别要抓能源、交通。”〔11〕1982年8月10日，邓小平同邓颖超会见美籍华人科学家邓昌黎、陈树柏、牛满江、葛守仁、聂华桐等，他在介绍中国经济形势和改革开放的情况时指出：“前十年打基础，后十年跑得快一点。前十年把比例失调解决，搞好农业、能源、交通、科学教育。其他方面不可能太快。”〔12〕1983年11月23日，邓小平在会见罗马尼亚总理康斯坦丁·德斯克列斯库时指出：“我们经过‘文化大革命’，各个领域，包括工业战线很不协调，尤其是能源、交通。”他说，“我们到本世纪末要翻两番，……要逐步解决企业的改造，特别是能源、交通方面。如果前十年能达到百分之六点五，到本世纪末任务就可以完成。”〔13〕1985年10月4日上午，邓小平在会见马达加斯加总统迪迪埃·拉齐拉卡时指出：“现在我们已采取措施尽量压低发展速度。速度太快，发展就不平衡，特别是能源、交通、通讯等都跟不上。由此而带来的麻烦也更多。”〔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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