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宗教观的当代意蕴

[摘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科学地评价了信仰在认识中的地位；全面分析了宗教信仰在历史上所起的多方面的作用，深刻地揭示了宗教信仰背后的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这些批判研究为研究信仰问题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根据和科学的方法论。特别是在我们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今天，科学的理论给予信仰积极正确的引导，在多元文化的冲击下自觉抵制错误思潮的侵袭，以先进的思想武装人的头脑，树立正确的信仰，具有重大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宗教信仰

[中图分类号]B91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3541（2015）03-0119-04

[收稿日期]2015-01-16

1991年，英国学者丹尼斯·特纳（Denys Turner）在题为《宗教：幻觉和解放》的文章中指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也许是马克思关于宗教最著名的评论，它的确是（他关于宗教的）所有陈述中最脍炙人口的……但即使撷取这一说法本身和联系它的上下文，这一表述也无疑是含混的，潜藏着极度的复杂性。”[1] （p.320）作者指出，马克思宗教信仰研究所提出的基本问题有二个：“第一个是人为什么必定全都有幻觉？”；“第二个是他们为什么需要宗教幻觉？”[1] （p.321）这两个问题的确是研究宗教信仰的核心问题，第一个涉及宗教的认识论根源；第二个涉及宗教的社会历史根源，用特纳的话说，这是两种断言：“宗教信仰的主张是虚假的断言和宗教现象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断言”。[1] （p.323）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立足于辩证认识论和唯物史观，对这两个问题给出了科学的答案，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信仰研究最重要的历史遗产。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宗教信仰认识论根源的哲学分析

从认识论上说，宗教信仰是非理性的精神活动。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辩证法原理，对宗教信仰的认识论根源做了全面透辟的分析。

宗教信仰是对现实世界的扭曲，是对实在的主观重构。这种重构是在宗教徒的头脑里完成的，起因于对实际生活的不满，因而把自己心中的理想愿景投企到一个虚幻的世界中去。马克思指出，对于宗教徒，“现实地位远不符合与他们想象中的地位，由于他们生活处于现实世界彼岸的世界里，由于他们用想象力来代替头脑和心脏，所以他们就不满意实践，就必然求助于理论，不过这是彼岸世界的理论即宗教。”[2] （p.163）从感情上说，宗教信仰是信教者的幻梦，从理性上说，是为了满足宗教徒这种幻梦而构建出来的虚假理论。按照马克思主义反映论，理性认识是对现实世界本质的反映，正如列宁所说：“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不是荒唐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3] （p.181）但是，作为反思宗教信仰的神学理论恰恰是“荒唐的”抽象，尽管也具有理论的形式，但所反映的并不是实在的客观本质，甚至与其说它是一幅虚幻的彼岸世界的图景，不如说是为宗教徒提供的一面哈哈镜，特纳说得很中肯：“宗教的原本的效应不是使信徒通过替代现实世界而与一个虚假世界相关联，而是凭借和通过虚假世界的信仰棱镜而与现实世界相关联。”[1] （p.324）信仰理论即神学就是虚假世界的棱镜，所以，尽管有神学理论为宗教信仰辩护，但宗教终究不是理性的而是非理性的，是一种虚假的幻觉。正因如此，马克思才明确把“世俗的”理性同“宗教的”理性区别开来[2] （p.214），因为它并不是“正确的、郑重的”理性认识。

科学建立在证据之上，而科学证明有所谓“双标尺”之说，即爱因斯坦所说的：“第一个观点可以简要地称为同理论本身有关的‘内在的完备’，而第二个观点则涉及‘外部的证实’”[4] （p.10），一个是事实证据，一个是逻辑证据，如前所述，正是由于科学理论不断得到这样的确凿证明，所以，才形成了科学信仰。宗教信仰却迥然不同，并不是立足于这样的证据，根据是两点主观诉求。第一个主观诉求是对外在现象世界的某些特殊感性经验，信仰主体把这些偶然的、暂时无法解释的对象和事件神秘化。马克思指出，宗教体验是，“无法理解内在的、本质的、一般的规定怎样通过外界的、偶然的、特殊的稀奇事物同某些个人相联系，同时却不同人的本质，不同一般理性相联系，因而也就不成为所有个人所共同的东西，他们（宗教徒）无法理解这一切，于是就只乞灵于奇迹和神秘” [2] （p.163）。另一个主观诉求是内在的感性欲望。宗教信仰把信仰对象偶像化，对之膜拜顶礼，企望它们能满足自己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得到满足的种种需求。马克思揭露宗教信仰偶像崇拜的本质说：“拜物教原不能使人超脱感性欲望，相反，它倒是感性欲望的宗教。”[2] （p.214）对欲望的幻想诱惑了信众，使他们误以为自己的欲望可以通过偶像崇拜得到满足。这是一切宗教信仰的共同特征。时至今日，通过礼拜神祇免灾祈福仍然是善男信女宗教信仰的核心诉求。

马克思认为，对神的信仰是“人类理智迷误的结果”[5]（p.277）。理智的迷误的认识论根源是违背了认识的规律。人的认识是一个复杂的辩证过程，它源于实践，通过感性经验，形成感性的具体；借助概念等逻辑思维手段上升到理性认识阶段，先是通过分析进行抽象，把握事物的各个组成部分，然后进行综合，把握事物的整体，形成概念的具体。马克思认为，这是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回到具体的辩证认识道路。对事物的整体概念认识就是反映了事物本质和规律的理论，然后再回到实践中去检验。毛泽东把这一辩证认识过程概括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公式。问题在于，在实际认识中，往往会把各个认识环节割裂开来，或者把某一个环节抽取出来，夸大它的作用，歪曲它和其它认识环节之间的关系，这样就会导致马克思所说的“理智的迷误”。列宁对宗教信仰（他称之为“僧侣主义”）的认识论根源做了十分深刻的经典分析：“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就是说，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串圆圈，近似于螺旋曲线。这一曲线的任何一个片断、碎片、小段都能变成（被片面地变成）独立完整的直线，而这条直线（如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话）引到泥坑那里去，引到僧侣主义那里去”。列宁说，僧侣主义认识是这棵活生生的树上的一朵“不结果实的花”。 [2] （p.411）

从认识论上说，宗教迷误开始于精神与自然的分离。恩格斯指出，初民由于对身体构造的无知，认为思维和感觉不是身体的活动，而是一种可以离开身体的灵魂的活动，产生了灵魂不死的臆想。这就是宗教信仰的萌芽[6] （p.220）。费尔巴哈在《宗教本质讲演录》中指出：“基督徒就这样把人的精神、灵魂同肉体分隔开来，并把这种分隔开来的、失去肉体的精神当做自己的上帝。”列宁在这段话旁边的批注是“失去肉体的精神=上帝”。[2] （p.69）同时，宗教一方面把精神抽象化为人格神，变成绝对的实体，“随着宗教的向前发展，这些神愈来愈具有了超世界的形象”[7] （p.220），这种抽象精神实体是没有概念结构的，用马克思的话说：“基督徒只知道逻各斯的化身，不管什么逻辑不逻辑”。[8] （p.141）另一方面，宗教信仰的理论化形态就是神学，它具有伪理论的形式，因为它的推论尽管使用了严格的形式逻辑，但所根据的大前提或者来源于扭曲的感性经验，或者来源于纯思辨的假设，马克思在谈到黑格尔构建他的绝对唯心主义时指出，他是“从无限的东西、抽象的普遍的东西出发”，“从绝对的和不变的抽象出发，就是说，说得通俗些，他从宗教和神学出发”。[5] （p.315）可见，宗教迷误的另一个认识论根源就是把思维的抽象环节和正确反映实践的感性经验割裂开来，成为纯粹主观的思辨产物。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宗教信仰的历史哲学批判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信仰论是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通过研究宗教信仰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分析了宗教信仰与经济、政治、文化的密切关系，从而全面揭示了宗教对社会发展的特殊作用。对费尔巴哈的宗教理论进行批判分析，是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重要出发点。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没有看到，‘宗教感情’本身是社会的产物”[5] （p.5），而费尔巴哈宗教研究的根本缺陷在于，把宗教信仰的本质归结为抽象的人性。按照唯物史观，宗教属于社会意识形态，是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马克思指出，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5] （p.43）。

按照唯物史观，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精神的生产是和物质的生产相适应的。由于物质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原始社会的人无力抗拒自然的威力，对自然心存畏惧，把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神秘化，这是宗教意识产生的最初根源。拉法格专门研究过原始人控制自然力的幻想与宗教信仰起源的关系，“野蛮人用他们对自然的幼稚观念想着可以控制自然力像控制自己的肢体一样”[8] （p.125），希望靠魔咒停止太阳转动，借助巫师的法术呼风唤雨。马克思总结说：“劳动生产力处于低级发展阶段，与此相应，人们在物质生活生产过程内部的关系，即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人们同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很狭隘的，这种实际狭隘性，观念地反映在古代的自然宗教和民间宗教中。”[9] （p.96）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发生了劳动分工，进而出现了阶级分化，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随之产生，并成为宗教信仰发展的最重要的社会基础。特纳认为，马克思关于宗教信仰的社会根源理论有三个指向：“第一，宗教起因于现实的需要；第二，宗教虚构了这种需要；第三，通过宗教，一些社会主体借助他们对现实世界的虚构而同现实世界发生关系。”[1] （p.324）这一论断的确触及到了问题的实质。处在苦难中的阶级和群体，面对异己的强大社会力量，感到孱弱无助，渴望有一个救世主拯救自己脱离苦海，这就是他们最迫切的需要；当这种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无法得到满足的时候，对彼岸世界的祈盼就日益迫切起来，“正如基督徒脑子里的基督再临和千年王国一样……弱者总是靠相信奇迹求得解救。”[10] （p.5）历史上基督教最初是作为被压迫者的宗教在古代世界萌生和发展起来的。基督教最初在被压迫者或社会下层人群中流传。恩格斯通过对早期基督教历史的深入考察，令人信服地指出，基督教“在其产生时也是被压迫者的运动，它最初是：奴隶与被释放的奴隶，穷人和无权者，被罗马政府或驱散的人们的宗教。”[11] （p.535）

不过，宗教的本质毕竟是“颠倒的世界意识”，宗教信仰用虚幻的彼岸世界取消了社会的矛盾和对立，用来世和天国的许诺掩盖和转移了现实生活中的忧愤和苦难，使宗教很自然地成为统治阶级控制被压迫群众的精神手段。历史上，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很快就从被排斥的异教变成了国教。在中古欧洲，基督教一直是统治的意识形态，直到资本主义兴起以后，为了对付工人革命，上层统治集团仍以种种形式利用宗教进行思想统治，针对这种情况恩格斯说：“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用精神手段去控制人民，而一切能影响群众的精神手段中第一个和最重要的手段依然是宗教。”[11] （p.401）当然，随着形势的变化，主流话语的教义解释也不断变化，以适应统治者的需要。

然而，历史是辩证的发展过程，在宗教意识形态占据支配地位的历史语境中，通过对传统教义的重新解释，或另立宗教异端，或发动宗教改革，也曾使宗教信仰成为社会变革的思想先导，起到推动历史进步的积极作用。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就曾对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产生了巨大影响，如马克思所说：“克伦威尔和英国人民为了他们的资产阶级革命，就借用过旧约全书中的语言、热情和幻想。”[10] （p.3）甚至农民革命也用修正了的宗教教义作为思想武器。例如，德国农民战争的领袖闵采尔（Thomas Münzer）用理性主义精神诠释圣经，恩格斯说，他认为“圣灵根本就是理性。信仰不是别的，只不过是理性在人身中活跃的表现，因此非基督徒一样可以有信仰，人人可以升天堂”。[11] （p.413）他的这种理性宗教把起义者从禁锢他们的信条中解放出来，激发了他们争取自由的热情。至于17世纪英国清教主义对近代科学和资本主义精神产生的巨大影响，韦伯和默顿也先后对此做过深入的研究。但无论如何，宗教信仰的本质决定它的积极作用只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通过有目的地修正、改造和重构才能发挥积极的作用，因为它的基础毕竟不是真理性的理论体系。所以，马克思说：“对宗教的批判使人不抱幻想，使人能够作为不抱幻想而具有理智的人来思考，来行动，来建立自己的现实，使他能够围绕自身和自己现实的太阳转动。”[5] （p.199）

三、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当代启示

虽然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并不是一个完整科学的宗教学理论体系，也并没有穷尽人类理性从不同角度全方位地看待宗教，但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最终目的就是指导宗教与社会发展相适应，在社会历史发展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不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宗教社会作用的论述也都具有较强的创新性和时代性，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因此，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马克思主义别的思想一样，具有很强的历史穿透力和时代洞察力，并且这也是一个不断完善创新的思想学说。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宗教信仰的认识论根源所做的哲学分析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它告诉我们，正确的信仰必须建立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上。我们信仰马克思主义，唯一原因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列宁指出：“马克思的学说之所以万能，就是因为它正确。”[12] （p.441）这种正确性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它来自革命的实践，并且通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继承他们事业的革命先驱进行了科学的理论论证，列宁曾经说过：“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证明了的原理。”[13] （p.10）这启示我们，进行共产主义信仰教育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育，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越深，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就越坚定。毛泽东批评“那些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说他们是“蒙昧无知的人”[14] （p.820），这一警告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宗教信仰的历史哲学批判，对我们研究一般信仰问题以及进行信仰教育，具有重大的启发意义。任何信仰都是社会历史的产物，信仰属于意识形态，或者适应先进的生产力的发展，或者背离社会发展的方向。积极的信仰是以正确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的先进理论为基础的，并且受这种理论的引导，所以，信仰如果离开了科学理论的指导就会走上歧途，这是我们在信仰问题上必须把握的首要原则。当前，在多元文化的冲击下，宗教问题日益突出，这就更需要我们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辩证分析宗教的社会作用，更加准确地把握和分析宗教问题的现状和趋势。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宗教信仰批判中，还可以看出，在信仰上最容易迷误的是社会的弱势群体，他们对摆脱苦难的渴求，很容易被利用，被错误的甚至反动的意识形态引入歧途，这是我们在开展信仰教育时，必须着重关注的一个方面。“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5] （p.62）统治者必须把握信仰教育的主动权。在人民当家做主的新社会语境下，执掌政权的政党和领导集体必须引导群众，以先进的思想武装人的头脑，警惕和抵制错误思潮的侵袭，创造良好的文化环境，引导公众树立起正确的信仰。

[参考文献]

[1]Denys Turner： Religion： Illusions and Liberation， in Terrell Carver：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Marx[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列宁全集：第3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4]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8][法]拉法格思想的起源[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0]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12]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3]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4]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徐晓风：哈尔滨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王玉升：哈尔滨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张桂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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