瞒报的多维透析

2008年，"瞒报"这个词恐会成为年度的关键词。接踵而来的一系列惊天大案竟有着被称为"瞒报"的共同特征。一时间舆论为之哗然。其实，倘若读者的记性尚好，会想起2003年4月17日，胡锦涛主持政治局会议，针对当时情况特别强调：“不得瞒报”非典“疫情”；会想起2004年河北省邯郸县鸿达煤矿“6·3”矿难的恶意瞒报事件；会想起2005年山西省宁武县“7·2”矿难的恶意瞒报事件；会想起2006年山西省左云县“5·18”矿难和湖南省资兴县“7·15”洪灾死亡人数的恶意瞒报事件；会想起2007年山西省晋城市“3·18”矿难中矿工遇难人数的恶意瞒报事件！不过，2008年的一系列“瞒报”事件的频度更加集中，性质更加恶劣，所涉及的行业、领域更加广泛，在社会中引起的精神震荡也更加强烈。

“瞒报”是今日中国社会有机体所患的癌症吗？在“瞒报”的基本症候之下，我们能够准确地把握它的病因病机吗？对于癌细胞的不断扩散转移，我们有精确定位病灶的放射线吗？对于社会有机体免疫能力的整体损害，我们有扶元固本的妙药灵方吗？这些尖锐而沉重的问题都必须在历史、制度、文化与人性的维度之上得到回答。

在历史经验中寻绎瞒报

中国历史悠久绵长，有文字记载的信史就已达三千年之久。反观历史，能够找到关于“瞒报”这种顽疾的许多蛛丝马迹。在中央集权的帝国体制之下，官员虚报、瞒报信息就是犯下“欺君之罪”，堪称古典社会的第一重罪。什么是“欺君之罪”？就是欺骗君主的行为！在古典社会，“欺君之罪”不可赦，甚至可能会株连九族。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明代袁崇焕斩毛文龙，就是因为毛文龙“说诳欺君”，“杀降冒功”，犯了“欺君之罪”。当然袁崇焕也因为“欺君”被杀，那是不折不扣的冤枉，乃衰世昏君所致。无论如何，古代法制的逻辑是该杀就杀，斧钺悬于颈上，喜欢“欺君”、“冒功”者至少要思量一下谎言的成本。

然而到了晚清衰世，“欺君”的行为已无法得到有效遏制。光绪皇帝每天必吃“鸡子四枚”，御膳房却骗他说需要三十四两银子。这是典型的政府采购中的虚报、瞒报行为，不过贪官污吏借此中饱私囊，账却都记在不明就里的皇帝身上。这也说明，汉唐文明鼎盛时期对“瞒报”行为的治理并非简单地建立在性恶论假设之上的严刑峻法，在制度层面、文化层面与人性层面，古典社会的历史经验中都有值得后人总结与研究的元素。衰世之中国人，内里的精神元气不足，方才有“瞒报”恶疾缠身，一层层“欺”将上去，等洋人的火炮打过来，方才觉出此间的所有人都被那谎言之网牢牢地网在一处了。

从20世纪回望古代，会发现古典社会的政治架构在大部分时候都具有浓重的地方自治色彩。在“州-府-县”的框架下面，是由一个个彼此血肉相依、守望相助的命运共同体组成的民间社会。这样，有许多事情就不见得非要汇报到皇帝的龙书案那里去。明清帝国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体制强调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皇帝对地方的管制程度是汉唐文明鼎盛时期所没有的。但是仍然遵守“官不下县”的不成文规则，地方上的事，由长老、族长、社区公认的权威来负责。这样，至少有很大一部分地方事务是乡里百姓们自己的事。在一定程度上他们能够为自己的生活负责。打自己的水、种自己的粮食、挤自己的奶牛，照看自己的身体，管理自己的煤窑，系好自己的口袋，这就是古代中国人为自己的生活负责任的方式。在目光凝视得到的地方，在眼睛盯视着眼睛的距离之内，“瞒”是困难的，也是不必要的。

在制度意义上解读瞒报

瞒报是一种利益的博弈。倘若那些“瞒报”罪案的责任者认为“瞒报”的成本低、风险小、收益大，值得铤而走险，他们就敢于以身试法。倘若结果竟然是有些人逍遥法外，有些人重罪轻罚，他们就颇有“食髓知味”之感。传统的看法是，将瞒报之类的丑恶现象视为制度机体上附着的疮痈。可是，制度学派的创始人凡勃伦就把“制度”看做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的某些关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面对频仍发生的“瞒报”，谁能说，对于相当一部分商人甚至地方官员来说，“瞒和骗”不是他们解决问题的“一般思想习惯”？不客气地说，“瞒报”既然已成为相当一部分人的潜在行为规则，按照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对制度的理解，制度是行为规则，决定着人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能够与不能够做什么事，那么“瞒报”当然就不仅仅是制度机体上附着的疮痈，而是正在实际运行中的、甚至内生于制度机体内的“亚制度”。

这种“亚制度”是人们在长期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但却是有毒的和可怕的。康芒斯说制度是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个体在决定自己如何行动之时，倘若遵循这种“亚制度”的安排，或者受到它的激励，个体的理性预期将相应随之调整。它直接导致治理者赖以决策的信息成为假信息，所有人会随之而承受错误决策的苦果。在博弈行为当中，个体的行为主要取决于其所处的相应制度所能提供的利益激励或所施与的法律惩罚。民间早有“村骗乡，乡骗县，一骗骗到国务院”的民谣，可是，那些虚报、瞒报信息者真的承担了与其行为后果严重程度相称的惩罚了吗？半个世纪之前，亩产百来斤，放出卫星说是百万斤，“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结果一场完全非理性的集体行动登场。发过一阵疯下来，既让几千万人集体遭了殃，又摧毁了本来就已经虚弱不堪的个体理性。如果各地具体张罗其事的干部们并没有因这种“冒功”之举而成为过街老鼠，如果为遭殃的数千万民众“鼓与呼”的正直之士却反被投入囹圄，这难道不是对那些摩拳擦掌假造信息者的利益激励？

从博弈的角度来看，非理性的集体行动能够重复上演，必须以错误的历史经验为基础。换句话说，今日那些瞒报者们的集体行动自有其历史根源。因此，如果我们知道“瞒报”会导致严重的、甚至是毁灭性的社会风险，如果我们想谋求自救，如果我们想维护公共治理制度的正常运行，我们就必须记得历史，在整合历史经验的过程中学习。我们都是历史的孩子，无论是正确的历史经验，还是错误的历史经验，都是我们此时此刻正在进行中的集体行动和个体行动的前提与背景。每一个个体的非理性预期都是没能充分整合历史经验的结果。如果一个珍惜家庭关系的男人知道，无数家庭的崩解都是源自欺骗的盛行和信任的丧失，他就不那么容易在向他的妻子瞒报收入甚至瞒报行踪时仍旧心安理得。个体如此，组织如此，社会也是如此。

在文化生态中反省瞒报

当“亚制度”内生于制度机体内，当虚报、瞒报信息这种以反规则为规则的集体行动一再重演，“瞒报文化”必然形成。什么是文化？最切近的回答应当是：文化是一种生态。也就是说，在个体之间，在群体之间，在组织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制约、转化、补偿和交换所形成的结构性平衡。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以一种“结构性平衡”的方式共同生存在这片土地上，这就是我们共有的文化生态。“瞒报文化”使得文化共同体内部的不同部分之间的通道阻塞，能量瘀滞，关系扭曲断裂，甚至可能因失衡而崩解。试想，夫妻不能互信，父子不能交心，朋友互相猜忌，同事互相欺骗，不就是最彻底的“瞒报文化”？单就博弈来说，只考虑到短期利益的博弈最危险，因为倘若不考虑公共利益的存续，不能够在文化中找到基本的共识与互信，在彼此间无限次利益阵营重组的过程中，我们不仅无法共同生存，而且随时可能陷入“你死我活”的恐怖境地。

“瞒报文化”是一种反文化。当瞒报行为已经发展为社会有机体的整体病痛，那种自上而下的问责就注定无法从根源处解决问题。文化生态意义上的病痛，是所有人相互之间的问题，而不仅是哪一个人的问题而已。强调文化生态的层面，就是因为对于“瞒报”仅仅做唯经济主义的理解，将会忽略掉瞒报行为对每个人的生存、生活、生命的压抑与伤害。真正健康的文化是生态化的，是和平的共存。人们相互间的生命关联可以在呼吸间感受到，在目光中领略到，在声音中捕捉到。这种有机体内部各个部分之间的内在关联是柔软而细致的，不容得任何有意识的欺骗。“瞒报文化”则完全是黑暗的，在黑暗里只有短期利益的彼此冲撞和爆炸，没有生命的希望与未来。

“瞒报文化”的天然克星是阳光。我们的文化里仍然没有能够将那些黑暗所在完全照亮的充足的阳光。瞒报行为遇上了互联网，网民们的敏锐、热情和正义心像跳跃的火苗，照亮了整个网络；瞒报行为遇上了新闻媒体，那些不甘被权势和利益“封口”的新闻记者以笔为灯，照亮了本来发黄泛暗的纸张。但是，至今瞒报行为仍只是零星地遭遇到公众自下而上的监督，而没有感受到所有社会成员共同盯视着不受约束的权力之时，天地之间的那种明亮。互联网的光明和新闻媒体的光明其实都是来自于所有社会成员认真生活、认真察看的那种眼神。

在人性价值里告别瞒报

我们相信什么？我们不相信什么？难道在利益格局中博弈的个体，他的内心中就只有利益吗？他的孩子倘若被毒奶粉残害健康，他的兄弟倘若被黑矿山夺走生命，他的内心真的没有强烈的疼痛和哀伤吗？在利益之上，永远有纯粹的道德价值的存在，在个体的利益之上，永远有整体的平安幸福存在。对于“瞒报”恶疾给社会有机体免疫能力带来的整体损害，倘若我们有扶元固本的妙药灵方，那只能是信仰。我们有必要静下来，倾听一下自己的内心，那与生俱来的对天地苍生的敬畏感还在吗？当那些活生生的无辜生命在一场场“人祸”中消殒，我们会感受到同为血肉之躯的哀悯和谦卑吗？

信仰的核心就是敬畏感。宋代以来，官吏们莫不熟记古训：“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信仰古老价值观的人们知道，“欺天”是天地间最严重的恶。无信仰者往往天不怕地不怕，在与死亡抢时间的“末日心态”之下疯狂逐利，不惜为自我的价值错位祭上无辜者的累累白骨。“瞒报”者往往视生命如草芥，转而事奉一种狰狞的魔鬼价值。对真实善良的人性的信仰，让我们记得敬畏历史经验，敬畏良俗良制，敬畏文化传统，敬畏生命尊严。我们是博弈者，但是当我们在最终极的意义上不将自己定义为博弈者，而将自己视为与万物和解共生的敞开者，我们就有可能以谦卑而柔软的姿态疗愈“瞒报”恶疾，让古老的人性价值成为最终的得胜者。■

编辑：卢劲杉 曹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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