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画东渐与明清铜版画传播及出版

(注:作者简介：黄雅玲（1962- ），女，汉，山西长治人，江苏省国画院高级政工师。研究方向：艺术学。)

（江苏省国画院，江苏 南京 210013）

摘 要： 从艺术传教引发的西画东渐入手，考察西画东渐过程中西洋铜版画在华从传播到出版的漫长历程，剖析了西画与西洋铜版画在华传播与出版的兴盛与中华帝国专制主义政治的关系，最终揭示了外来文化艺术的植入与中西真正会通的关键所在：它必须建立在适合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基础之上，若与政治过多地“亲热”与“粘合”注定是不会长久的。

关键词: 西画东渐；美术史；利玛窦；西洋铜版画；郎世宁画风；《平定准回两部得胜图》；《圆明园图》

中图分类号：J202文献标识码：A

Influence of Western Paintings and the Circu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Copperplate Etching in the Qing Dynasty

HUANG Ya-ling，MA Wei-yuan

16世纪开始西方世界发生了裂变，文艺复兴之歌响彻西欧，宗教改革之火燃遍天主教世界，一个又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为了上帝的神圣事业、为了补偿甚至是扩大因西欧宗教改革而失去的天主教势力范围而不计自己身家生命的安危梯山航海，浮槎东来。然而，天主教东扩于有着几千年文明的中华帝国，远非这些上帝“使者们”想象得那么简单。在经历了无数次失败后，他们尝试着“艺术传教”、“科学传教”与“学术传教”，有意无意地把西方的科学文化传入中国，与此同时，西方绘画也随传教士的艺术传教而传入了中国。

一、艺术传教与明代西画东渐、西洋铜版画传播之初始

西方绘画在中国传播首推当罗明坚。1582年，肩负上帝神圣使命的耶稣会士罗明坚前往广东肇庆传教时，随身携带若干《圣经》故事书籍、挂图，及一些介绍世界各基督教国的书籍，在通关检查时，广东当地地方官员“发现了一些笔致精细的彩绘圣像画”，这些“彩绘圣像画”应该视作为最早传入中国的西方绘画（油画）。(注:胡光华《中国明清油画》，湖南美术出版社，2001版，第2页。)罗明坚到了肇庆后建立了圣母无原罪小教堂，堂中悬挂了圣母像，供当地民众参观欣赏，以吸引中国人对基督教的好奇与兴趣，由此开启了“艺术传教”之先河，西方绘画也从此开始传入了中国。

利玛窦的历史功绩就在于将西方绘画艺术从南中国沿着中华帝国经济文化重心所在的东部主干线一路北行播向中华帝国心脏地区——北京。这对推进西洋绘画在中国的扩大传播和转承影响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从1595年起，在广东韶州传教的耶稣会士利玛窦等人接受了江南名士瞿太素的建议，带着他的神圣使命及其传教“工具”——西洋绘画艺术品与科技文化等类的书籍，通过结交官宦名绅走出了广东，先后到达江西的南昌、江南的南京等地，逐渐向中华帝国的政治权力中心走近。利玛窦最终的目标是进入中华帝国的权力中心所在地——北京,设法使中国最高统治者皇帝皈依天主教，而后由其下令使整个帝国的臣民都能“沐浴”基督的“博爱”之光，因为在利玛窦看来“使中华帝国归化的最大困难不在于他们方面哪些人会抵抗，因为他们不难理解同上帝有关的事情——了解我们的律法是神圣的和虔诚的，而是在于他们所遵循的、按照等级，一些人服从另一些人，从下到上直到皇帝的那个庞大的从属关系。即为什么一切得听命于皇帝的最终意愿和是否想传呼神父们进宫觐见，我并不怀疑他会立即准许他们前去布道和向所有意愿接受的人讲授教义”。(注:汾屠立《利玛窦神父的历史著作》第二卷，第403页。)这谈何容易！因为中华民族有着几千年的文明历史,一般来说,一个民族的文明历史越是悠久,其对外来文化的接受就越困难。但“困难”并不意味着“不可能”,再坚固的堡垒也有其薄弱的环节,而利玛窦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我们认为中国人有一种天真的脾气，一旦发现外国货质量更好，就喜欢外来东西有甚于自己的东西。看来好象他们的骄傲是出于他们不知道有更好的东西以及他们发现自己远远胜于他们四周的野蛮国家这一事实”。(注: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何兆武（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译本）第一卷，第四章，上册，第23页。)鉴于这种认识,利玛窦自有他的“法术”来叩开紫禁城的大门,而这种“法术”之一那就是利玛窦一行在广东肇庆传教时就已经熟悉运用:当时传教士们“越来越体会到印刷术和图书对于向文明民族传道的重要性”(注:《利玛窦评传》，第99页。),因为通过展示有关耶稣事迹的绘画就很容易向中国人解释基督教义，正是处于这样的认知，他们多次要求耶稣会的上级机构赠书，特别需要那些有铜版画插图的书籍。因为中国人惊讶地发现那些有西洋铜版画插图的图书与中国书籍有极为明显的区别,它们“皆以白纸反复印之，字皆旁行。纸如云南棉纸，厚而坚韧，板墨精湛。间有图画，人物、屋宇细若发丝”。(注:顾起元《客座赘语》卷六，光绪三十年刊本。)如此精美的西洋绘画图书和闻所未闻的基督教故事自然会引起中国人的好奇与兴趣,由此引发中国人对传教士所传播的宗教的关注。所以利玛窦一行在到达北京之前作了精心准备——向耶稣会的上级提出要求，赠送更多的有西洋绘画尤其是精美的铜版画书籍。后来所发生的事情证明了利玛窦的先见之明。

利玛窦一行到达北京时，虽然说风雨飘摇的明王朝在万历皇帝的统治下已经日暮途穷，但中华农耕文明在经历了数千年的历史后已逐渐丧失其早期的开放性而走向保守。尤其是中华帝国皇帝所在的紫禁城向来以壁垒森严著称于世，不说一个高鼻梁卷头发蓝眼睛的外国人，就是中华帝国的普通臣民也很难一睹“九五之尊”的颜容，而当时执政的万历帝是历史上出了名的“懒君”，其居然二十年不理朝政，就连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内阁首辅也很少能见上其一面。从常规来看，要想与万历皇帝搭上点“关系”，就比登天还难。因为不可能见到万历皇帝，利玛窦就通过明廷的大臣和宦官上奏章，也不愧为“中国通”，利玛窦在奏章中称自己为“大西洋陪臣，”因景仰“天朝声教文物，”“辞离本国，航海而来……”为了博取皇帝的好感，免除其疑虑，利玛窦在奏折中只字不提他的传教之事，只说是“为贡献土物事”。果然在利玛窦献给万历皇帝的奇珍异宝中，有三幅西洋油画引起万历帝较大兴趣。它们是“《时画天主图像》一幅，《古画天主母图像》一幅，《时画天主圣母像》一幅”。(注:《熙朝崇正集》卷二；参见E．Mccall：“Early Jesuit Art in the Far East”，该文四章《In Chin and Macao Before l635》，载Artibus Asiae ，l948年第11期，第47—48页。)据与利玛窦同上北京的传教士庞迪我记载，这三幅画都是西洋油画的精品。万历皇帝甚为喜爱，其对西洋绘画的好奇心和玩赏兴趣也由此骤然大增，在将圣母、圣子画像送给了他的母亲慈圣皇太后玩赏后，万历皇帝向西洋传教士提出了自己很想知道欧洲宫廷的式样的想法。恰巧在利玛窦、庞迪我的礼物中就有一幅以西班牙埃尔埃斯克利阿尔一地圣劳伦索宫为题的铜版画，除这幅铜版画外，利玛窦他们还将加一幅威尼斯圣马可宫的画片一并呈递给万历皇帝。当万历提出要了解西方皇帝的丧葬礼仪时，庞迪我当即将刚刚收到的西班牙国王菲利浦二世的殡葬图呈示给太监，并让他们转示万历皇帝。在利玛窦呈献给万历皇帝的这些西洋绘画中尤其值得注意的那幅以圣劳伦索宫为题的铜版画，利玛窦在特别这幅铜版画上附上简单的文字说明。这些画面内容的解说词，隐藏着利玛窦想借以诱发万历皇帝对天主教兴趣的企图，而结果是“由于细节十分精美”，惹人喜爱，更是由于中国最高统治者第一次看到如等精美的西洋铜版画，这就更加勾引起他对西方绘画的兴趣和喜爱，万历甚至诏令宫廷画师在利玛窦的指导下用色彩放大复制了这幅画。(注:郝贵远《在华传教事业的奠基人——利玛窦》，转引许明龙主编《中西文化交流先驱》，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18-19页。)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复制或言出版西洋的铜版画。至于是用什么色彩复制，是油画色彩还是别的色彩，今已无从考证。(注:胡光华《中国明清油画》，湖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但利玛窦创造的这种“艺术与文化传教”方法，确实触发了中国皇帝对西方文化的好奇和关注，诱引了万历帝对西方绘画艺术的“赞助”，进而导致了西方绘画艺术在华的转承影响和天主教在中国传播的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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