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被”斩首示众的诗人

始建于清朝咸豐六年（1856年）的李氏庄园，与四川大邑刘氏庄园、河南巩义康百万庄园、山东栖霞牟氏庄园并称全国“四大地主庄园”，2006年被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李氏庄园即李家圩（李家西圩），位于安徽省霍邱县马店镇西3公里西圩村，庄园占地70多亩，房屋最多时有430多间，现存房屋86间。有关宣传资料记载，1949年前，庄主李梦庚拥有土地20万亩，跨安徽、河南两省的霍邱、固始、金寨、阜南、颍上五县，佃户4000家，是全国最大的地主庄园之一。土地占有面积居全国地主庄园之首，是刘文彩的10倍。1952年元月17日，离农历大年只有九天，一声枪响，“中国最大地主”李梦庚的头骨盖被打飞，红色的鲜血、白色的脑浆，撒满一地。当天，安徽省霍邱县在马店区召开公判大会，到会的有本县各区乡和河南省固始县的农民代表近两万人，会上有苦主一百多人用口头或书面控诉“华东最大地主”李梦庚的“罪恶”，人民法庭当会宣判李梦庚死刑，立即执行。

关于李梦庚家族的真实资料，十分有限。民国十七年《霍邱县志》载，李梦庚的父亲李鸿祺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中举，“尽先选用主事”。李鸿祺以“乡试中式第二十一名”中举，他的朱卷，对我们研究李氏家族1903年以前的历史具有重要史料价值。据朱卷记载，李鸿祺家族的“始祖应聪明洪武二年（1369）由山东迁霍”。而当下关于李梦庚家族的资料，均标注其祖先从甘肃迁至霍邱。如安徽作家流冰的《探访霍邱李氏庄园》：“资料显示，李姓于明朝年间从甘肃迁至霍邱，其庄园建筑风格受山西等北方地区庄园的影响较大，这一点可以从建筑中的雕刻等细节中反映出来”。从山东迁到霍邱的李氏家族，到了李鸿祺这一辈，已经繁衍到了第十五世。李鸿祺字翼亭，号幼程，同治丙寅年（1866）二月十七日出生。李鸿祺中举的1903年，李梦庚尚幼。

从李鸿祺的朱卷看，李氏家族也堪称书香世家。八世祖为庠生（秀才），九世祖、十世祖、高祖均为太学生（ 在国子监读书的生员，亦是最高级的生员），曾祖李华本为国学生。李鸿祺的母亲刘氏系秀才刘选一的女儿、贡生刘贯一的胞侄女。李鸿祺的胞兄李鸿谟，字远亭，附贡生，候选同知；胞兄李鸿文，字渐亭，监生，湖北候补知县，勋西县知县，钦加同知衔。

李鸿祺的父亲李图南，“字程九，湖北候补县丞，补缺后，以知县用，五品衔，赏戴花翎，诰封中宪大夫，隐居不仕，慷慨好施，捐修邑西沣河义渡，奉旨旌表，乐善好施，照例建坊，顺直赈捐，倡首轮，安徽巡抚陈彝奖‘以仁安人’匾额，重建皖豫通衢之紫河桥，行旅称便，固邑邻里撰有碑记。”陈彝于光绪十二年（1886）至十四年（1888）任安徽巡抚，为李图南颁“以仁安人”牌匾。1928年《霍邱县志》卷十二也有同样记载：

李图南，字程九，湖北候补县丞，美须髯，仪观甚伟。咸丰中首筑寨，结团一方，胥赖保全。性俭朴，而于修桥梁，施医药、设义塾诸事终身行之不怠。又尝析产以畀戚族不能存者。光绪丁亥，倡义捐助，赈顺直灾，皖抚陈彝奖“以仁安人”匾额。邑西沣河渡，皖豫要冲，宽逾十里，为买舟设义渡，捐置田亩九顷，行旅颂之。邑令上其事于朝，旌以乐善好施，并准建坊。子鸿文，见“仕籍表”；鸿祺，见“选举表”。

李图南乐善好施，热心于修桥梁，施医药，设义塾。在沣河设义渡，捐田九顷。光绪皇帝“以创立义渡，予安徽霍邱县分发湖北县丞李图南建坊”。

李鸿祺朱卷“胞伯”一栏里，有胞伯二人：李照南、李道南。先说李道南，李鸿祺朱卷载，胞伯“道南，字丙山，候选参将，钦加副将衔，赏戴花翎，在营积劳病故，奉旨从优议恤，恩赏祭奠银两，遣官致祭予荫袭世职，诰授武顕将军。”

据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霍邱县志》记载：“李道南，侭先候补参将。同治六年，安抚宪英翰奏，侭先参将李道南，随营有年，屡立战功。由怀庆追贼至太和，昼夜兼行，积劳过重，在营病故。恳将参将李道南追赠副将衔，即照副将立功后在营病故例从优议恤，奉旨准加副将衔，交部从优议给恤银五十两，减半祭奠银二百两。一次减半祭银十两，给予伊子八品监生，遣官读文致祭。祭文由内阁撰拟，行知该故员家属钦遵在案。”

同治六年，安徽巡抚英翰奏请从优议恤李道南，追赐副将，其曾祖父李永发、祖父李华本、父亲李培才于同治六年被朝廷赐封为武顕将军。其子李鸿志，授八品荫生。

无论是李道南，还是李照南，清朝大臣英翰都与他们有过交集。英翰（1828—1876），满洲正红旗人，字西林。道光进土。曾任霍邱知县、安徽巡抚、两广总督、乌鲁木齐都统，是晚清历史上因镇压太平天国、捻军起义而成名的督抚之一。俘捻军领袖张乐行，参与剿灭苗沛霖，招降马融和，捕杀太平天国辅王杨秀清。关于他的事迹《清史稿 列传》及其他相关的著作均有记载。左宗棠挽英翰：“遗诀酸辛，嗟膝下无儿，堂前有母；殊勋彪炳，看大江东去，冷岭西来。”关于他的事迹《清史稿 列传》及其他相关的著作均有记载。英翰去世后，清廷赠太子太保，复勇号，赐恤，谥果敏。在镇压太平天国、捻军时，李道南是英翰手下的一名重要将领。

李氏庄园的的门楼屋顶为五脊六兽。五脊六兽是中国宫殿式建筑。在古代，“脊兽”被赋予了等级意味，除宫殿署衙庙宇外，民宅不得安脊兽。有特殊功名的，由皇帝特批敕建。安兽之脊叫作“仪脊”，以示殊荣。李道南是有特殊功名的人，李氏庄园的“五脊六兽”可能是同治、光绪年间所配。李氏庄园的主体建筑，应该是同治、光绪年间所建。

1992年《霍邱县志》记载，清代咸丰年间，“当时掌管李家财产的是李道南、李亚南、李图南弟兄三人，人们背后称他们‘大老道’、‘二老道’、‘三老道’。他们十分迷信风水，在选择建圩地址时，遵循‘靠山出人，近水出财，金银都归洼处来’的观念，将圩址定在青山环抱、绿水环绕的平畈中央。背靠银珠山，面对马鞍山，东傍长山，西倚煤山，且有泉水堰、煤山堰两溪，从东西两方汇流圩前，环李家祠堂，绕马鞍山东流入城西湖。风水先生称此处为‘藏龙卧虎’之地。”1992年《霍邱县志》所附的“李家圩世系表”显示，李道南“咸丰中自办团练任练总，镇压捻军有功封为候补参将，同治时追赠副将”；李亚南“咸丰年间任阜阳三里湾税卡官，因贪赃枉法被斩首示众”；李图南“湖北后补县丞”。李亚南为什么会被“斩首示众”呢？1992年《霍邱县志》给出了绘声绘色的描述：

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英翰因镇压捻军有功升任颍州知府，李亚南前往投靠，当上阜阳三里湾卡官（税务官）。他拦路、沿河设卡，对来往客商、船户肆意加征苛捐杂税，甚至没收其财物，捞了不少黑心钱。遂在阜阳、颍上购房置地。船民、商人及当地市民对他恨之入骨，曾多次向官府控告，因有英翰庇护，不仅未告倒，李亚南反而变本加厉地横征暴敛。为铲除这个恶棍，船民们商定，轮流守候在码头上，等待出京的大官，向上控告。据传等候三年，终于等到文华殿大学士、分管吏、户、刑三部的大臣周祖培的亲眷，由京城回河南商城省亲。船民们殷情接待，船快到三里湾时，船民假称要起大风，请求将“执事”收起，扯满篷帆，驶过三里湾也未停靠。李亚南以为是大商船想逃税，随派兵乘船追赶拦截。上船随意搜查辱骂，对年青女眷进行调戏。事发后，刑部派员严查。商民、船民、市民也纷纷控告李亚南种种恶迹。按清朝法律，本应抄家斩首。但英翰在奏折上只说“该员以官为家”，结果只将李亚南一人斩首示众。据当地知情人说：李亚南死后运回本地时，有尸无首。李家请一木匠雕刻一个木质人头（一说做一个面头）安放其尸上，而后埋葬。

这是一段伪造的历史与事实。现在关于“李道南、李亚南、李图南弟兄三人”的资料，多为胡编乱造，其实历史上并不存在“李亚南”这个人，“李亚南”是对诗人“李照南”的篡改与歪曲。当代关于李家庄园的所有文献，几乎都采纳了“李道南、李亚南、李图南”的说话，比如河南作家陈峻峰在《三次去李家花园》中写道 ：“遥想清代咸丰年间”，“清廷武显将军李培才之子李道南、李亚南和李图南兄弟三人，站在跑马岗的高坡上”，“李道 南一只手挽着丝绸长褂，另一只手指向了远处青山环抱、绿水绕流的大野平畈的中央，没有说话。但兄弟们从心里已经有了共同的认定：未来的一个浩阔的李氏庄园，就将在他们大哥手指的地方实施营建，平地而起。”陈峻峰显然也认定李道南是李培才的长子，李亚南是次子。

李鸿祺朱卷“胞伯”一栏里，有胞伯二人：李照南、李道南。加上李鸿祺的父亲李图南，是兄弟三人。兄弟三人排行为：李照南、李道南、李图南。“胞伯照南，字君山，岁贡生，署石埭县训导，欽加提举衔，诰授奉直大夫，著有《伴鹤轩诗稿》待梓。”同治八年《霍邱县志》卷九《选举志 贡生》载：“李照南，十一年府庠岁贡，候选训导，现署名石埭县教谕，加提举衔。”民国十七年（1928）《霍邱县志》记载：

李照南，字君山，岁贡生，幼学京氏易，善星算，能望气，占灾异不爽。咸丰纪元，粤匪初讧，祸未及皖，照南曰：“长淮南北劫将至矣！”携家避秦中居年余，忽谓土人曰：“此地将大乱，曷早为计。”皆以迂腐目之，不之信，后果騐，人服具先见焉。同治中，任石埭县教谕，解组归。皖抚英果敏翰深器重之，将为改官，立辞曰：“教职乃儒生之素，升迁非本志也。”遂归隐自适所，著诗俱艺文中。子鸿济，邑廪生。

民国 《霍邱县志 艺文志》载，李照南著有《伴鹤堂诗稿》。可见，李照南是一位诗人，可惜其诗歌已经散佚。但李照南的个人历史已经被真实地还原了，证实“李亚南的故事”纯属虚构，那些关于一个诗人的谣传也不攻自破。2016年，笔者的小学老师、作家穆志强先生在李氏庄园二道门楼上方的横梁上发现二组篆字，出自《诗经.小雅.天保》，即“如山、如阜、如陵、如岗、如川之方至、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松柏之茂、如南山之寿”，让我们看到了建筑与诗歌的结合。

同治年间，李照南任石埭县教谕。明清时代县设县儒学，是一县的最高教育机关，内设教谕一人，另设训导数人。石埭县当时属于安徽省池州府，直到1959年才被撤销，并入太平、祁门县。从石埭县教谕卸任后，安徽巡抚英翰准备晋升调任李照南，但他不为所动，隐居不仕，著诗立说。

李照南“幼学”的所谓“京氏易”，是指西汉著名学者、易学家京房所创立的京氏易学，京氏易学以善明灾异而名闻于世，企图建立起宇宙或天地间一切事物相互关联的模式，并企图从其可能建立的模式中解释和预测一些事件的发生。“占灾异不爽”的李照南，无论如何，也占卜不到自己会被丑化成被“斩首示众”的阜阳三里湾税务官。

李氏庄园的选址、布局、建筑技艺和砖雕、木雕、石雕都体现着易学文化，无处不浸润着易经的智慧，可能与李照南有很大关系。

李氏庄园四面依山，门向朝南，面对平畈，山间清泉浸出，汇入护城河内。选址布局采用向阳视生原理，体现在住宅的建筑布局上，强调向太阳、利生命的观念，与易学的“观物取象”“法天象地”原则相吻合。《易传·彖传》中强调“豫，顺以动，故天地如之”，所以建筑也应顺应山势、水势，顺应自然，体现顺天而行的原则，向阳背阴就是效法自然。

在李氏庄园中院三道门内，又对称地分东西两院，门楼上有砖雕。 东院刻“履素”，西院刻“行恒”， 字体苍劲有力。“履素”出自《周易》六十四卦：“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独行愿也。”“行恒”出自《周易》六十四卦中第三十七卦：“象曰：风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李家庄园中院大客厅对面的照墙上，刻有斗大的“知命乐天”四个篆字，语出《周易·系辞上》：“乐天知命，故不忧。”

通过李家圩第一座吊桥进入圩内，前排耸立三座门楼，按易学九宫构思布局，分东、西、中三道大门，门楼三间距离相等，门楼各为三间，共九间。李氏庄园二道门楼上方的横梁上发现二组篆字，是《诗经》中的“天保九如”。李氏庄园一般房屋的台阶三至五级，西院堂楼的台阶为九级。这天阳之数“九”也就来源于《周易》乾卦中的“九”。在中国古人的观念里，奇数为阳，偶数为阴，而奇数里最大的数字是“九”，“九九归一”，故而古人对“九”这个数字特别重视，认为“九”可以代表阳气最盛。 《易·文言》传中说：“乾玄用九，乃见天则”。《楚辞·九辨》序中说：“九者，阳之数，道之纲纪也”；《周易》是中国符号学的起源，其中的八卦是一套完整的符号系统，八卦中的每一卦都代表了一个符号，象征一定的信息，李家圩由于深受易学的影响，因此极具符号及象形优势。

李家圩整个建筑布局，与《周易》中的神秘数字“三”联系紧密。李家圩一寨分三宅，一宅分四院，一寨三宅都是采取走过式一线穿珠，从头道大门向纵深踱近，中经四道大门，直到后堂楼，完全贯穿三条轴线。通过第一座吊桥进入圩内，前排耸立三座门楼，分东、西、中三道大门，门楼各为三间。 纵深向内过第二道吊桥，到第二道大门，建筑格局与前排基本相同。第三道大门，建有三个院子，每院建有正堂楼、东堂楼、西堂楼。第四道大门内，中、东、西三个院子都在一条横排线上，中院有三间客厅， 东西中三院，都修有砖井，共三口。这种建筑布局与易学的关系都密不可分。《易经.说卦》：“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大意是构成天、地、人的都是两种相互对立的因素，而卦是《周易》中象征自然现象和人事变化的一系列符号，以阳爻、阴爻相配合而成，三个爻组成一个卦。“兼三才而两之”成卦，即这个意思。《易传·系辞下》：“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周易》最早、最明確、最系统、最深刻地提出了“天、地、人”三才之道的伟大思想。“三才之道”影响深远。老子的“三生万物”思想，实质就是三才生万物的思想。《周易》本身与数字“三”也似乎特别有缘，八卦中的每一卦都是由三个爻组成，这是最直观的感受。

李氏庄园门楼屋顶为五脊六兽，正脊两端塑有砖烧龙头，龙须直探宵汉，仰天长啸，十分威严。中国的古建筑物是由一条正脊和四条垂脊组成，统称五脊。在五脊之上安放六种人造的兽，合称“五脊六兽”。正脊两端的兽叫“龙吻”，叫“吞兽”，是镇脊神兽。 《周易》对龙作了完整系统的论述，并赋以哲学的含义。八卦中整体用龙来说明的就是乾卦，也是《易经》的第一卦，以龙的变化来揭示凶吉利害和人事变化。《乾》卦描绘了龙的一系列状态：龙或潜伏不露（潜龙），或翔于天空（飞龙在天），或在田中出现（见龙在田），或在水中跳跃（或跃于渊），或使身子伸直（亢龙），或把身子卷起来以至见不到头（群龙无首）。

易学原理对建筑学有着深厚的影响，成为古代建筑思想的灵魂。因为有“善星算，能望气”的李照南，李家圩建筑的布局、设计等都以易学理论为指导，也就不难理解了。对于研究古代建筑与易学之间的关系，李氏庄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佳的标本。通过解读李鸿祺的朱卷与民国《霍邱县志》，还李照南作为诗人与易学研究者的本来面貌，我们也就明白了李氏庄园在建筑文化方面的真正内涵。

李氏庄园深厚的周易文化，证明了诗人李照南作为易学研究者的存在。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一个历史人物，是如何被彻底改写，丑化成被“斩首示众”的税务官李亚南？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到处都有捕风捉影、胡乱编造批判材料的事情发生，多少人就是在先定性后补材料的运动中由无辜者变为罪人的，即使对清代诗人李照南的丑化也没有脱离这一模式。李道南、李图南、李梦庚，是不是都没有脱离这样的历史叙事模式？对李梦庚家族的历史叙事，可以作为典型案例进行后现代的史学分析，向过去的历史学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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