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文心雕龙.史传》的价值

摘 要：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特立《史传》一篇，具有突出的史学成就，文中对于我国史学的一系列诸如史官建置、撰史原则及态度、史著的优劣、史体的得失、修史方法等问题都有深刻的论述。虽然刘勰的史学思想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史

传》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发展却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刘勰 《史传》 史学成就 局限性

南朝梁刘勰的《文心雕龙》从整体上看是论述古今文体的一部文学理论著作。其中的《史传》列于该书第十六，专论史学，是我国现存较早的系统评论史学的专篇。《史传》一篇虽然篇幅不长，但它却对历史学理论和方法等问题论述得较为深刻，是对远古到晋代的历史学的一次较为成功的总结，堪称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一部简明史学史。介于《史传》突出的史学成就，本文就以此为切入点加以探讨，并且也指出刘勰史学思想不足的一面，以便于《史传》更好地发挥它的借鉴作用。

我国很早就设立史官，记载历史。刘勰在《史传》开篇就说：“开辟草昧，岁纪绵邈，居今识古，其载籍乎！ 轩辕之世，史有仓颉，主文之职，其来久矣”。可见，刘勰把最初的史官建置追溯到了黄帝时代。接着他进一步论述道，到了周代不仅王室有史官，各诸侯国也设置史官，名称各异，有大史、小史、左史、右史等。刘勰引《礼记.曲礼》的话说：“史载笔”，并进一步说明：“史者，使也。执笔左右，使之记也。古者，左史记事者，右史记言者。言经则《尚书》，事经则《春秋》。”这说明史官的主要职责就是记言和记事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是相互联系，互为补充的，其中《尚书》主要是记言的，而《春秋》则主要是记事的。到了战国，“秦并七王，而战国有策”。特别是到西汉初“史职为盛”，“郡国文计，先集太史之府”。太史司马谈“世惟执简”，谈去世后，其子司马迁继其职志，“甄序帝绩”。延续至晋，史书之作“繁乎著作”。这是从史官的发展变化上来对史学进行总结的，显示出刘勰卓越的史识。刘勰还从文与史的关系来说明史学的起源，在刘勰心目中，文与史关系密切，两者是相通或相包容的。他在谈论文、史关系时，不但专列《史传》，在介绍史传散文特点的同时还大量地讲述了史学的发展，说明中国自古文学与历史一直保持着息息相通的关系。

刘勰认为评价一部史书优劣的标准首要的就是“依经”“附圣”。他盛赞寓褒贬、别善恶、辨是非，以达明王道、辨人事、正名分的春秋笔法，提出“举得失以表黜陟，征存亡以标劝戒。褒见一字，贵逾轩冕；贬在片言，诛深斧钺”“若乃尊贤隐讳，固尼父之圣旨，盖纤瑕不能玷瑾瑜也”。这是社会和时代特点在史学上的反映。虽然刘勰“依经”“附圣”的封建儒家思想意识是很浓厚，但他同时强调史书的真实和直笔精神。

首先，他要求史家“不畏强御”“按实而书”；提出良史的标准就是贯穿史学的惩恶劝善原则，“奸慝惩戒，实良史之直笔”，正如“农夫见莠，其必锄也”一样。正因如此，他赞赏南史、董狐的直笔精神：“直归南、董”，表扬司马迁《史记》“实录无隐”，称赞司马彪、华峤之书“详实”“准当”。

其次，他主张史书编写要客观公正，所谓“文疑则阙，贵信史也”，认为“若斯之科，亦万代一准焉”。否则“若任情失正，文其殆哉！”这是要求史家撰写史书时要摒弃自己的主观因素、人情关系，要据事直书。由此他提出“素心”这一撰写要求。“析理居正，唯素臣乎！”在他看来，史家要想“实录不隐”，首要条件是心地纯正，这样才可明白事理，区分褒贬，识别真伪，才能真实地反映历史。他认为人们写史，不仅不能对古代历史

任情褒贬，就是当代人写当代事，如果不能“析理居正”，也就写不出信史来。

刘勰确立了一套具体的评价历史著作的标准，首先看历史著作在树立主旨和选择文辞方面是否依靠经书来做准则，在劝勉、鉴戒、奖励、贬斥等方面是否以圣人的理论为主；看其对史料的考辨是否精确、叙事是否简明扼要。在确立了具体的评价历史著作的标准之后，刘勰便运用他文学家的思维，在儒家经典的指导下，对他之前的历史著作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分析。

刘勰在《史传》篇中提到的史籍，自《尚书》《春秋》至邓粲《晋纪》，共有25 种，但他重点论述了孔子和左丘明的《春秋》经传、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

对于《春秋》经传，刘勰大力肯定其褒贬的社会意义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条例。而《左传》这种新创的文体之所以也被他大力肯定，与它传述了《春秋》经传维护奴隶制度的微言大义有关。对于《史记》《汉书》的评价，他肯定了《史记》叙述史事的系统性和给人物作传及《汉书》“十志”内容的完备和赞序文字的漂亮，但他却站在儒家维护封建社会夫权思想和“宗经”的立场上，反对司马迁和班固为吕后立纪，也批评《史记》《汉书》之后的各种历史著作没有像《春秋》经传那样“举例发凡”。

《史传》篇对我国古代的编年体、纪传体的得失做了精要的评述。编年体以《春秋》和《左传》为规范，纪传体由司马迁的《史记》肇其始。这两种体例一直为史家所沿用，那么编年体、纪传体孰优孰劣？

刘勰指出：“纪传为式，编年缀事”。刘勰认为“左氏缀事，附经间出，于文为约”。而“氏族难明”“岁远则同异难密，事积则起讫易疏”。纪传体可以弥补编年体的缺陷，“人始区详而易览”，但纪传体却失于重复和偏颇，“或有同归一事，而数人分功。两记则失于复重，偏举则病于不周”。刘勰对二体的评论基于前人而又超越前人，可谓客观公允。

三步式的采撰法。刘勰非常重视史料，并把它提升到决定修史成败的理论高度，这是十分具有远见的，对于当时及后世史家修史具有广泛深刻的指导意义。而更为重要的是他提出了一套较为系统的历史编纂学理论和方法。他说：“至于寻繁领杂之术，务信弃奇之要，明白头讫之序，品酌事例之条，晓其大纲，则众理可贯。”这就说明刘勰对史书撰写的方法思考很深入。并且他还总结出影响深远的三步编纂法：搜集史料、整理史料、辑成史著。然后，刘勰再进一步将其剖析为原料、长编、定本。而且，刘勰还强调史学的体例，即史书的结构：内容与形式是互为补充的，没有更好的形式，就体现不出更高价值的内容；没有价值的内容，再好的形式也没用。

这种系统的历史编纂学理论在魏晋以前是没有的，对我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建设和发展起了很大作用，特别对唐代刘知几的史学编纂理论影响深远。

详今略古的记述法。《荀子.非相》道：“传者久则论略，近则论详；略则举大，详则举小。”这是对史事与时间关系的较早论述，认为距离现在很久远的史事在论述时要简略一些，且列举重要的事件和言论；而距离现在较近的史事要详细一些，且撰写更加细腻和全面。刘勰同样继承了这个传统。他指出：“若夫追述远代，代远多伪，公羊高云‘传闻异辞’，荀况称‘录远略近’，盖文疑则阙，贵信史也。”⑩刘勰赞同荀子的观点。这一原则无疑是正确的，他在这里强调了史书编纂的一项重要原则与方法，就是史家写史应重视对近现代历史的叙述。

微辞约举的表述法。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特立《史传》，从文学评论的角度讨论“史传”，文中也包含着丰富的史学审美思想。他评论历代史书：《春秋》“存亡幽隐，经文婉约”；《史记》“本纪以述皇王，列传以总侯伯，八书以铺政体，十表以谱年爵，虽殊古式，而得事序焉”；《汉书》“十志该富，赞序弘丽，儒雅彬彬，信有遗味”；《后汉书》“若司马彪之详实，华峤之准当，则其冠也”；《晋史》“干宝述《纪》，以审正得序；孙盛《阳秋》，以约举为能”等等。《史传》赞曰：“史肇轩黄，体备周、孔。世历斯编，善恶偕总。腾褒裁贬，万古魂动。辞宗丘明，直归南、董。”在这里，刘勰讲到了体裁问题，讲到直书实录的问题，讲到文词问题，也讲到了史学的作用。

作为文学评论家，刘勰的史学审美思想在史学评论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作为文学家的刘勰更注重文字的表述，他不仅在《史传》中强调史家著史要实录、要“约举”，在《征圣》《颂赞》《情采》《熔裁》《章句》《丽辞》《夸饰》等篇中更是对文字的表述方法详加论述，这些论述也同样对史家著史有很好的借鉴。

《文心雕龙.史传》具有突出的史学成就，因此它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视。但刘勰的观点也有其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这也是我们在借鉴时必须多加注意的地方。刘勰在谈史学问题时带着浓厚的儒家思想的烙印，他以儒家思想为宗，把“依经”“附圣”之礼法定为史评的最高准则。

他在《史传》中认为史家应该“实录无隐”的同时，还应该“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主张“立义选言，宜依经以树则；劝戒与夺，必附圣以居宗。”在刘勰看来，在实际情况与“经”（《春秋》等儒家经典）“圣”（孔圣）不一致的情况下，应该“尊贤隐讳”，并且他还论述了“尊贤隐讳”时的“隐义藏用”：“四象精义曲隐，王例微辞以婉晦，此隐义藏经用也”，“虽精义曲隐，无伤其正言，微辞婉晦，不害其体要”。这就说明，刘勰的“实录无隐”原则在必要时不得不为“依经”“附圣”让道。

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的出现系统地总结了我国自先秦、西汉至魏晋的史学发展，文中对于我国史学的一系列诸如史官建置、撰史原则及态度、史著的优劣、史体的得失、修史方法等问题都有论述，这样宏伟的编排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成就以及所要达到的高度。尤其是后来对于刘知几《史通》以及郑樵《通志》、章学诚《文史通义》等的影响，更是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其中论及的一些问题对于今天人们研究历史仍然具有借鉴作用。因此对《史传》展开全面系统地研究，挖掘其中蕴含的史学理论价值是当今史学工作者的使命和任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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