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纪》史论艺术之比较及探因

［摘要］ 作于建安初期的荀悦《汉纪》与作于东晋中期的袁宏《后汉纪》合称《两汉纪》,是两部编年体史学巨著,其史论在全书中均占据重要篇幅,在艺术上各具特色。通过比较,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史学家论史之宗尚、著述之目的与文质之观念对其史论艺术的影响。

［关键词］ 《汉纪》;《后汉纪》;史论艺术;比较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11）04-0091-04

［收稿日期］ 2010-05-05

［作者简介］ 杨朝蕾（1977-）,女,山东青岛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古代诗文研究。

魏晋时期,史学逐渐摆脱经学的束缚而获得独立。随着史学的兴盛,史论亦走向发达。史论是史学著作精义深旨之所在,刘知几《史通·论赞》论其功能曰:“夫论者,所以辩疑惑,释疑滞。若愚智共了,固无俟商榷。”［1］81魏晋编年体史书,完整保存至今的有两部,即荀悦的《汉纪》与袁宏的《后汉纪》,合称《两汉纪》。

荀悦之《汉纪》作于建安初期,共30卷,约18万字,其中史论有1万字左右,共37篇,长短不拘,长者达千字以上,短者仅有40字左右。刘知几评价其史论:“仲豫义理虽长,失在繁复”［1］82，所评甚当。东晋袁宏“依荀悦体,著《后汉纪》三十篇。世言汉中兴史者,唯范袁二家而已”［1］343。《两汉纪》均为编年体史书,是编年体的典范之作。《后汉纪》全书之论共计55条（包括所引华峤论4条）,最长1034字,最短的41字,一般都在300字上下,共计约17000字,占全书篇幅的1/12,为历来史书所仅见。《两汉纪》之史论均形式灵活,不拘一格,不仅出现在篇末,也出现在文中,有的一卷没有一条,有的一卷则有数条,形态各异,言辞凝练,旨意深刻,表现了作者深刻的史学思想。大致可分三类:其一,就事论事,褒贬人物,发表见解;其二,评价经济制度与政治得失;其三,直接发论,提出重要论题,与所述史实无关,被刘咸忻称为“子家之嘉言,而非史家之要义”［2］。《两汉纪》之史论在艺术上各有千秋,各具特色,其成因与著作者论史之宗尚、著述之目的、文质观念之不同等因素紧密相关,下面较而论之。

一、论史宗尚之不同，决定其行文风格之异

司马光曾以“史者儒之一端”［3］概括史学与儒学的关系,这实际上也是中国传统史学的特点。史学虽在魏晋时期已脱离经学而独立,但其思想倾向仍与儒学血脉相连。《文心雕龙·史传》指出:“史之为任,乃弥纶一代,负海内之责,而蠃是非之尤。”［4］287经史兼修的史家,儒学是其安身立命之所在,其著史的目的即是鉴往知来。荀悦依《春秋》之体,删《汉书》为《汉纪》。他在褒贬史事、评判人物时处处以儒家经义为指导原则。史载荀悦“年十二,能说《春秋》”［5］2058,他对《春秋》的熟稔程度可想而知,“春秋大义”成了《汉纪》史论中无所不在的衡量尺度。简要列举如下:

《高帝纪》论曰:《春秋》之大义,居正罪无赦。赵王掩高之逆心,失“将而必诛”之义,使高得行其谋,不亦殆乎!无藩国之义,减死可也,侯之,过欤？［6］49

《景帝纪》论曰:《春秋》之义,许夷狄者,不一而足也。若以利害由之,则以功封,其逋逃之臣,赏有等差,可无列土矣。［6］148

《宣帝纪》论曰:《春秋》之义,王者无外,欲一于天下也。［6］356

《元帝纪》论曰:诚其功义足封,追录前事可也。《春秋》之义,毁泉台则恶之,舍中军则善之,各由其宜也。［6］403

由这些例子不难看出,荀悦思想受儒学浸染之深,儒家经义成为其立论的根基与依据。荀悦将《汉纪》与《春秋》等古代正统经典相提并论,赋予其更多经典著作的神圣价值。

荀悦曾论述经典的来历曰:“阴阳之节在于四时五行,仁义之大体在于三纲六纪。上下咸序,五品有章;淫则荒越,民失其性。于是在上者则天之经,因地之义,立度宣教以制其中,施之当时则为道德,垂之后世则为典经,皆所以总统纲纪,崇立王业。”［6］437在他看来,经典乃经纬阴阳、纲纪万物之准绳,所以推崇备至。荀悦受儒家经典影响甚深,其思维方式具有经学思维的特点。所谓经学思维,高晨阳先生称“我们所理解的经学思维方式应该涵盖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以传统为权威的崇古与复古意识作为内在的观念内容;二是以经学方法作为外在的形式。权威意识与经学模式分别从内外两个层面规定并体现着经学思维方式沉迷于传统而忽视创新的根本特质。”［7］经学思维在《汉纪》史论中的突出表现除了上述依经附圣以立论外,在具体的论证方法上则表现为引经据典,大量援引《易》、《诗》、《书》、《春秋》、《周礼》等儒家经典之语为理据,评价历史人物,臧否历史事件。《孝文皇帝纪》史论曰:

《书》云:“高宗谅闇,三年不言。”孔子曰:“古之人皆然。”“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由来者尚矣。今而废之,以亏大化,非礼也。虽然,以国家之重,慎其权柄,虽不谅闇,存其大体可也。［6］127

此处荀悦援引《书》与孔子的话,既作为评论史实的标准,又增强史论的说服力,发挥其作为儒者对经典掌握娴熟的优势。

在《汉纪》史论中,荀悦承袭了先儒的天人感应论,积极鼓吹灾祥报应说。为了论证宇宙与人类现象相互感应的观点,他采用“以小知大,近取诸身”［6］85的论证方法,举现实生活中的例子为证据。“夫事物之性,有自然而成者,有待人事而成者,有失人事不成者,有虽加人事终身不可成者,是谓三势。凡此三势,物无不然。以小知大,近取诸身。譬之疾病,有不治而自疗者,有治之则疗者,有不治则不疗者,有虽治而终身不可愈者,岂非类乎？ ……推此以及教化,则亦如之,何哉？人有不教而自成者,待教而成者,无教化则不成者,有加教化而终身不可成者。”［6］8在此,荀悦认为,大凡世间万物的存在形式不外乎以上“三势”,事物的“三势”又是命中注定的。而荀悦用以证明“天人三势”论的论据,只是疾病的三种情形和人性三品两个比喻,其论据虽苍白无力,但表现形式却新颖别致。

玄学是魏晋时期之显学,文学、史学、佛学无不受其影响。东晋袁宏对玄学服膺甚深,其《竹林名士传》将玄学人物分为正始名士、竹林名士、中朝名士三期,可见其对玄学理解之透彻,目光之犀利。《后汉纪》史论被刘知几称为“务饰玄言”［1］82,与玄学有着密切关系。袁宏在《后汉纪·自序》中称“夫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也”,从自然与名教的体用关系出发,将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巧妙结合起来,“道明其本,儒言其用”,与玄学家郭象的观点甚为接近,因此被周国林先生在《袁宏玄学化史论初探》一文中称其“在讨论名教与自然同异的玄学家行列中,是属于‘将毋同’一派”［8］。

袁宏《后汉纪》史论是援玄入史的典型,他自觉运用玄学理论与思维方式,着眼于大事、大局,深入探讨自然与名教、天性与人性等命题,其史论具有较强的思辨特点与理性力量。《孝桓皇帝纪》论曰:

寇荣之心良可哀矣,然终至灭亡者,岂非命也哉!性命之致,古人岂有明之,其可略言乎。《易》称“天之所助者”,信然。则顺之与信,其天人之道乎!得失存亡,斯亦性命之极也。夫向之则吉,背之则凶,顺之至也;推诚则通,易虑则塞,信之极也。故顺之与信,存乎一己者也。而吉凶通塞,自外而入,岂非性命之理,致之由己者乎!夫以六合之大,万物之众,一体之所栖宅,犹秋毫之在马背也,其所资因小许处耳,而贤者顺之以通,不肖者逆之以塞,彼之所乘,岂异途辙哉!致之在己,故祸福无门之殊应也。［9］407

由寇荣之事引出对性命之理的论述,其理似乎早已在胸,只是借此机会发表而已。其理论之抽象显然受玄学影响。其他诸如论刑,谈礼、言乐,讲禅让、外交、举贤、任贤、选善等诸方面,无不表现出其宏阔的视野、博大的气象与灵活变通的思辨能力。

玄学的渗透也表现在治理国家的政策上,袁宏提出“宽以临民,简以役物”的原则,认为“简易之可以致治”。他论曰:

在溢则激,外平则恬,水之性也。急之则扰,缓之则静,民之情也。故善治水者引之使平,故无冲激之患,善治人者虽不为盗,终归刻薄矣。以民心为治者,下虽不时整,终归敦厚矣。［9］483

以水性喻民性,以治水喻治民,显然受道家之影响。《道德经》曰:“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皆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以简驭繁、持一统众,是袁宏甚为重视的处理国政、统治百姓的策略。

二、著作目的之不同，决定其书写姿态之异

荀悦《汉纪》是受汉献帝之命而撰写的一部帝王读本,据《后汉书·荀悦传》载：“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乃令悦依《左氏传》体以为《汉纪》三十篇,诏尚书给笔札。辞约事详,论辨多美。”［5］2062在这种情况下,皇帝和宫廷就成了对汉代政治进行叙述和评价的惟一焦点。《汉纪·自序》言其撰述宗旨为：“质之事实而不诬,通之万方而不泥。可以兴,可以治;可以动,可以静;可以言,可以行。惩恶而劝善,奖成而惧败。兹亦有国之常训,典籍之渊林。”［6］2可以看出其借古鉴今、劝善惩恶目的之明确。张璠《汉纪》称其“因事以明臧否,致有典要;其书大行于世”［10］,袁宏《后汉纪序》称“荀悦才智经纶,足为嘉史,所述当世,大得治功已矣”［9］1,皆是着眼于此。

《汉纪》史论贯彻了荀悦的撰述宗旨,表现了其秉笔直书的精神与直言无忌的特点。针对御史大夫公孙弘被封为丞相后封平津侯的史实,荀悦论曰:“丞相始拜而封,非典也。夫封必以功,不闻以位。孔子曰:‘如有所誉,必有所试矣。’誉必待试,况于赏乎!”［6］200针对张敞之罪论曰:“天子无私惠,王法不曲成。若张敞之比,以议能之法宥之可也;使之亡,非也。”［6］351皆语意豁然,态度明朗,对不按典而行的封赏进行批判,其警世作用甚为明显。唐太宗称赞荀悦《汉纪》“叙致既明,论议深博,极为治之体,尽君臣之义”［11］,即是就其发表的关于统治思想、君臣之道的意见而言的。

基于皇帝作为预期读者的特殊性,荀悦在史论中亦不乏直抒胸臆、纵横捭阖之言,借史论以进谏,行文酣畅横肆,痛快淋漓之至。有感于哀帝建平四年（公元前3年）,仆射平陵侯郑崇因屡屡劝谏哀帝不宜进封外戚傅高和宠信佞臣董贤,结果被逮捕下狱致死而发论,一连列举了二十几种情况来说明为臣进言之难,“夫臣之所以难言者何也？其故多矣。言出于口则咎悔及身。举过扬非则有干忤之祸,劝励教诲则有刺上之讥。下言而当则以为胜己,不当贱其鄙愚。先己而明则恶其夺己之明,后己而明则以为顺从。违下从上则以为谄谀,违上从下则以为雷同,与众共言则以为专美。言而浅露则简而薄之,深妙弘远则不知而非之……”［6］505模仿韩非《说难》行文笔法,若无切身体会恐难发出如此感慨,亦难揭露如此深刻,道出了封建专制统治下为臣者的心声。

较之荀悦《汉纪》的奉诏而作,袁宏的《后汉纪》则是私家著述。《后汉纪序》曰:“予尝读《后汉书》,烦秽杂乱,睡而不能竟也。聊以暇日,撰集为《后汉纪》。”［9］1在对前人所撰史书去粗取精、理性批判的基础上,袁宏撰成《后汉纪》。袁宏虽依荀悦《汉纪》之编年体例,但对其撰史宗旨在肯定的基础上进行了批判,“荀悦才智经纶,足为嘉史,所述当世,大得治功已矣,然名教之本,帝王高义,韫而未叙”［9］1。出于“略举义教所归,庶以弘敷王道”的目的,袁宏撰论以阐扬名教为己任,具有强烈的致用意识。其论立君之道曰:“立君之道,有仁有义。夫崇长推仁,自然之理也;好治恶乱,万物之心也”［9］40;论礼法制度曰:“自古在昔有治之始,圣人顺人心以济乱,因去乱以立法。故济乱所以为安,而兆众仰其德;立法所以成治,而民氓悦其理。是以有法有理,以通乎乐治之心,而顺人物之情者”［9］114。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无不可见袁宏安邦治国之论实兼容儒道两家思想,是其“儒言其用,道明其本”思想的具体体现。

《晋书·文苑传》称袁宏“有异才,文章绝美,曾为咏史诗,是其风情所寄”［12］2391,其《后汉纪》之史论未尝不是其“风情所寄”。《后汉纪》在对人物事件进行评述褒贬时,不虚美,不隐恶,同情惋惜之情溢于字间,似乎在借论古人之遭际而发自己之感慨,借古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晋书·文苑传》记载宏“少孤贫,以运租自业”［12］2391。“性强正亮直,虽被温礼遇,至于辩论,每不阿屈,故荣任不至。”［12］2398可见袁宏以孤贫自拔,与并世清谈学派、门阀士族,风趣标致,多有扞格。如此也就不难理解他借论抒怀,实是由于他与论主心意相通,进而产生情感上的共鸣之故。其论邓禹曰:“夫以邓生之才,参拟王佐之略,损翮弭鳞,栖迟刀笔之间,岂以为谦,势诚然也!及其遇云雨,腾龙津,岂犹吴汉之畴能就成之构,马武之徒亦与鸾凤参飞。由此观之,向之所谓通塞者,岂不然乎!”［9］123论寇恂曰:“观寇恂之才,足居内外之任,虽蹔抚河内,再绥颍川,未足展其所能也。及在汝南,延儒生,受《左氏》,何其闲也。晚节从容,不得预于治体。夫以世祖之明,如寇生之智能,犹不得自尽于时,况庸主乎!”［9］108同情惋惜之情溢于字里行间,情深意长,跌宕多姿,从中可以窥见袁宏之抱负、情怀、爱憎、胸襟。

三、文质观念之不同，决定其语言风格之异

荀悦《汉纪》撰于建安初期,其时文风尚未大变。其治学理路沿袭东汉,文风亦以质朴练达为主。《汉纪》史论语言明快、畅达,用词洗练,句式灵活,是荀悦“平直真实”理路主张的体现。

荀悦虽没有直接提出文学主张,但在《孝元皇帝纪》中指出:“伪生于多巧,邪生于多欲,是以君子不尚也。礼,与其奢也,宁俭;事,与其烦也,宁略;言,与其华也,宁质;行,与其彩也,宁朴……平直真实者,正之主也。故德必核其真,然后授其位;能必核其真,然后授其事;功必核其真,然后授其赏;罪必核其真,然后授其刑;行必核其真,然后贵之;言必核其真,然后信之;物必核其真,然后用之;事必核其真,然后修之。”［6］387此处虽是针对佞臣之惑而提出的用人观点,但亦可见荀悦对平直真实的重视,其史论正是在这种理论主张下进行的创作实践。

《汉纪》史论语言精粹典雅,朴实无华,又隽永有味,句式灵活多变,舒展自如,有很强的表现力。其论王凤与冯婕妤曰:“王商言水不至,非以见智也,非以伤凤也,将欲忠主安民,事不得已,而凤以为慨恨;冯婕妤之当熊,非欲见勇也,非欲求媚也,非以高左右也,恻怛于心将以救上,而傅昭仪以为隙。皆至于死,真可痛乎!”［6］439将两者事迹以对句论之,言语质朴,感情炽烈,更易产生一种撼人心魄的力量。针对刘向、刘歆父子著《七略》而论曰:“夫潜地窟者而不睹天明,守冬株者而不识夏荣,非通炤之术也。然博览之家不知其秽,兼而善之,是大田之莠与苗并兴,则良农之所悼也;质朴之士不择其美,兼而弃之,是昆山之玉与石俱捐,则卞和之所痛也。”［6］437以类比的方式说明“及至末俗,异端并生,诸子造谊,以乱大伦”之情形,形象生动而道理昭然。

较之荀悦,袁宏的文人气息更浓。他以诗赋见长,为一时之文宗。钟嵘称其《咏史诗》“鲜明紧健,去凡俗远矣”,［13］其辞赋与王粲等并列为“魏晋之赋首”［4］701,被刘勰称为“发轸以高骧,故卓出而多偏”［4］701。《后汉纪》史论有时亦运用赋之铺排写法,以增加文章气势,使其史论气势雄浑,抑扬咏叹,跌宕多姿。《光武皇帝纪》论曰:

夫人君者,必量材任以授官,参善恶以毁誉,课功过以赏罚者也。士苟自贤,必贵其身,虽官当才,斯贱之矣。苟矜其功,必蒙其过,虽赏当事,斯薄之矣。苟伐其善,必忘其恶,虽誉当名,斯少之矣。于是怨责之情必存于心,希望之气必形于色,此矜伐之士、自贤之人所以为薄,而先王甚恶之者也。君子则不然。劳而不伐,施而不德;致恭以存其德,下人以隐其功;处不避汙,官不辞卑;唯惧不任,唯患不能。故力有余而智不屈,身远咎悔而行成名立也。^{［9］ 102}

运用铺排的写法,从人君与士人两方面论述“能让而不自贤”的重要,排偶句式的运用使说理井然有条而铿锵有力,饶有气势。

通过比较不难发现,荀悦《汉纪》之论语言明快、畅达,用词洗练,朴实无华,又隽永有味,句式灵活多变,有很强的表现力。袁宏《后汉纪》之论则语言质朴而雅洁,不刻意雕琢字句,不浮侈,不板滞,有工致之美而不伤自然。加之通篇常常奇偶相生,散文句错落其间,帮助咏叹,增加了文章疏宕之美。

综上所述,两汉纪创作于不同时期,其史论艺术各有特色,将其进行比较,能够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史学家论史之宗尚、著述之目的与文质之观念对其史论艺术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浦起龙.史通通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2］ 蒙文通.中国史学史［M］.上海:上海世纪集团,2006:58.

［3］ 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3868.

［4］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5］ 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6］ 荀悦.汉纪［M］.北京:中华书局,2002.

［7］ 高晨阳.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研究［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4：214.

［8］ 邓鸿光,李晓明.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第1辑［M］.武汉:崇文书局,2002:168.

［9］ 袁宏.后汉纪［M］.北京:中华书局,2002.

［10］ 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316.

［11］ 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2388.

［12］ 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3］ 陈延杰.诗品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39.

［责任编辑：夏畅兰］

The Art of Two Hanji Historical Comments and Their Comparative Study

YANG Zhaolei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014, China）

Abstract: Xun Yue s Han Ji was written in the Jian an period and Yuan Hong s Hou Han Ji was written in Mid-Eastern Jin Dynasty. These books are collectively referred to Two Han Ji, and are chronological history masterpieces. Their historical comments hold significant length and each has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in art. We will profoundly realize that the standards of the historians evaluation history, the works purpose and the concept of "Wen Zhi" had profound effect on the art of his historical comments by comparing.

Key words: Han Ji; Hou Han Ji; the art of historical comments; compa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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