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纪念馆观后感3000字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西安事变纪念馆观后感3000字,供大家参考。希望对大家写作有帮助!

西安事变纪念馆观后感3000字5篇

第一篇: 西安事变纪念馆观后感3000字

陕西西安事变纪念馆导游词

　　1983年10月，成立西安事变纪念馆筹建处。
　　1986年12月，在纪念西安事变五十周年之际正式建成西安事变纪念馆，并对外开放。
　　下面是为大家整理的陕西西安事变纪念馆导游词，希望对大家有用。
　　西安事变纪念馆导游词(一)西安事变纪念馆，位于陕西省西安市建国路69号(原金家巷1号张学良公馆内)。
　　1982年，国务院将这里辟为西安事变旧址，并建立西安事变纪念馆，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原张学良公馆建于1932年，为东西排列三座三层砖木结构西式楼房，四周筑砌青砖围墙，大门开在北墙正中。
　　东楼是机关楼，中楼是客厅、会议室，西楼是张学良居室。
　　1936年12月12日，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逮捕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蒋介石，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主张和平解决，以粉碎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亲日派的阴谋，促成国共合作，团结抗日。
　　12月17日，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率领中共代表团赴西安同张、杨协商，与蒋介石谈判，迫使他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实现了由内战到抗战的转变，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
　　周恩来、叶剑英等到西安后，即住在张公馆的东楼，在中楼与张学良、杨虎城会谈，并和二人与南京政府代表宋子文等谈判。
　　止园是杨虎城公馆所在地，位于西安市北大街青年路北侧。
　　建于1933年，主楼为传统宫殿式建筑。
　　西安事变前夕，张、杨在这里密商发动兵谏，周恩来也曾亲临止园商谈，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中国西安发动兵谏，逼迫蒋介石抗日的事件。
　　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布《八一宣言》，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全国人民的抗日运动进入新的高潮，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更加不得人心。
　　在西北担负剿共任务的东北军与西北军厌恶内战，力主抗敌，在全国抗日运动高潮的推动下和中国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两军领导人张学良、杨虎城等开始与共产党及红军发生联系，初步奠定了三方团结抗日的政治基础。
　　蒋介石于1936年12月4日飞抵西安，要挟张学良、杨虎城：如不加紧“剿共，即将张学良、杨虎城两部分别调往安徽、福建，由中央军进驻西北。
　　张学良、杨虎城力劝蒋介石联共抗日，蒋加以拒绝。
　　两位爱国将领遂毅然决定实行兵谏。
　　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的卫队进抵蒋介石驻地临潼华清池，与蒋的卫队交火。
　　蒋闻枪声，仓皇越后墙逃走，爬上山坡隐蔽，被张学良的卫队搜索发现后捕获。
　　同时杨虎城部下将留居城中的蒋介石高级党、政、军官员陈诚等10余人拘押。
　　张学良、杨虎城于12日当即宣布取消“西北剿匪总部，成立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张学良、杨虎城分任正、副委员长。
　　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国民政府，停止内战，释放救国会领袖及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自由，实行孙中山遗嘱，召集救国会议等8项主张。
　　同时致电中共中央，要求派代表到西安共商团结抗日大计。
　　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中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主张进攻西安，借机扩大事态，夺取蒋介石的统治权力，进一步与日本妥协。
　　英、美帝国主义及亲英、美的宋子文、孔祥熙则希望事变和平解决，以维护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和英、美在华利益。
　　宋子文、宋美龄委托英籍顾问端纳飞西安探视情况。
　　16日，何应钦就任“讨逆军总司令，并相应作了军事部署，派飞机轰炸西安临近地区。
　　中共中央分析了国内外形势，确定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
　　17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恳切会谈，并接见各方人士，坚决主张和平解决这次事变。
　　22日，宋子文、宋美龄飞抵西安开始与张学良、杨虎城及中共代表会谈。
　　24日，达成了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障人民权利、联共抗日等项协议。
　　周恩来曾会见蒋介石，蒋表示以人格担保，履行上述协议。
　　25日下午，张学良护送蒋介石飞离西安。
　　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了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实现团结抗日，中国由此实现了从国内战争到全国抗战的伟大转变。
　　但蒋介石后来背信弃义，使张学良遭长期监禁，杨虎城惨遭杀害。
　　西安事变纪念馆是“西安事变重要旧址张学良公馆、杨虎城止园别墅为基础而建立的遗址性博物馆。
　　1982年2月23日，西安事变旧址被国务院命名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83年10月，成立西安事变纪念馆筹建处。
　　1986年12月，在纪念西安事变五十周年之际正式对外开放。
　　西安事变纪念馆馆址设在张学良公馆。
　　【西安事变旧址】西安事变旧址，包括张学良公馆、西安事变指挥部、新城黄楼、止园、高桂滋公馆、西京招待所、华清池五间厅、兵谏亭等8处。
　　张公馆在建国路69号，建于1932年，为东西排列的三座三层砖木结构西式楼房。
　　东楼是机要楼，中楼有客厅、会议室，西楼为张学良的居室。
　　西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叶剑英率中共代表团住东楼。
　　中共代表团与张、杨会谈及与南京政府代表谈判多在中楼。
　　西安事变指挥部位于西安新城陕西省人民政府内的杨虎城公馆，1931年建，砖木结构，宫殿式，具有典型的民族风格。
　　1936年10月8日张、杨在此密谈决定对蒋介石进行兵谏。
　　事变发生后，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来此与杨虎城共商救国大计。
　　新城黄楼与杨虎城公馆相距300米，因墙为黄色得名。
　　止园在北大街青年路，建于1933年 。
　　主楼为传统宫殿式建筑，拱顶、飞檐、碧瓦、朱柱。
　　西安事变前夕，张、杨在此密商发动兵谏。
　　1936年12月17日，周恩来在止园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高桂滋公馆位于西安市建国路陕西省作家协会院内，建于1933年，1936年12月14日蒋介石迁此，周恩来在此会见蒋介石，初步达成六项协议。
　　西京招待所在解放路，为随蒋介石来陕的南京政府军政要员的住所，现为省旅游局办事处。
　　华清池五间厅背靠骊山，西安事变发生当天蒋介石由此逃至骊山一巨石缝隙中，后来在巨石附近建亭，先后以"正气亭"、"避难亭"、"捉蒋亭" 、"兵谏亭"为名。
　　1982年在张学良公馆建立西安事变纪念馆。
　　张学良公馆旧址在西安市建国路甲字 69号(原金家 巷五号),总面积约7703平方米，四周砌筑青砖围墙，大 门北向。
　　公馆以东、中、西 3幢砖木结构中西式楼房及20余间平房。
　　楼的平面呈“十字形。
　　楼分3层，第1层为地下 室，室外有缓坡台阶通 2层大门，门向北开，小青瓦盖 顶。
　　院内东南有警卫人员居住的平房，西南有中西餐厅。
　　 当年张学良住在西楼。
　　西安事变发生后，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西安调 停，住在公馆东楼。
　　12月23～24日，中共代表团、张杨 两将军、南京代表团在西楼举行三方会谈，达成“六项 协议。
　　目前举办有“西安事变史实陈列、“千古功臣——张学良将军生平陈列和张学良旧居复原陈列。
　　1984年成立西安事变旧址管理处，1986年对张学良 公馆、止园、五间厅、新城大楼、杨虎城将军新城公馆 进行维修，基本恢复原貌。
　　现在张学良公馆旧址建立了西安事变纪念馆。
　　 杨虎城止园别墅位于西安市青年路117号，今止园饭店西侧，占地面积2331 m2，其主体为一座中西合璧风格的砖木结构三层楼房，并有平房10余间。
　　原为杨虎城将军的别墅，又称杨虎城公馆，环境非常清幽。
　　这座别墅现已辟为杨虎城将军纪念馆，内陈设有杨虎城将军的遗物和西安事变的部分文件，在旧址内举办有“杨虎城将军生平陈列和杨虎城旧居复原陈列。
　　止园是杨虎城公馆所在地，位于西安市北大街青年路北侧。
　　建于1933年，主楼为传统宫殿式建筑。
　　西安事变前夕，张、杨在这里密商发动兵谏，周恩来也曾亲临止园商谈，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中国西安发动兵谏，逼迫蒋介石抗日的事件。
　　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布《八一宣言》，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全国人民的抗日运动进入新的高潮，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更加不得人心。
　　在西北担负剿共任务的东北军与西北军厌恶内战，力主抗敌，在全国抗日运动高潮的推动下和中国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两军领导人张学良、杨虎城等开始与共产党及红军发生联系，初步奠定了三方团结抗日的政治基础。
　　蒋介石于1936年12月4日飞抵西安，要挟张学良、杨虎城：如不加紧“剿共，即将张学良、杨虎城两部分别调往安徽、福建，由中央军进驻西北。
　　张学良、杨虎城力劝蒋介石联共抗日，蒋加以拒绝。
　　两位爱国将领遂毅然决定实行兵谏。
　　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的卫队进抵蒋介石驻地临潼华清池，与蒋的卫队交火。
　　蒋闻枪声，仓皇越后墙逃走，爬上山坡隐蔽，被张学良的卫队搜索发现后捕获。
　　同时杨虎城部下将留居城中的蒋介石高级党、政、军官员陈诚等10余人拘押。
　　张学良、杨虎城于12日当即宣布取消“西北剿匪总部，成立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张学良、杨虎城分任正、副委员长。
　　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国民政府，停止内战，释放救国会领袖及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自由，实行孙中山遗嘱，召集救国会议等8项主张。
　　同时致电中共中央，要求派代表到西安共商团结抗日大计。
　　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中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主张进攻西安，借机扩大事态，夺取蒋介石的统治权力，进一步与日本妥协。
　　英、美帝国主义及亲英、美的宋子文、孔祥熙则希望事变和平解决，以维护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和英、美在华利益。
　　宋子文、宋美龄委托英籍顾问端纳飞西安探视情况。
　　16日，何应钦就任“讨逆军总司令，并相应作了军事部署，派飞机轰炸西安临近地区。
　　 中共中央分析了国内外形势，确定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
　　17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恳切会谈，并接见各方人士，坚决主张和平解决这次事变。
　　22日，宋子文、宋美龄飞抵西安开始与张学良、杨虎城及中共代表会谈。
　　24日，达成了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障人民权利、联共抗日等项协议。
　　周恩来曾会见蒋介石，蒋表示以人格担保，履行上述协议。
　　25日下午，张学良 护送蒋介石飞离西安。
　　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了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实现团结抗日，中国由此实现了从国内战争到全国抗战的伟大转变。
　　但蒋介石后来背信弃义，使张 学 良遭长期监禁，杨虎城惨遭杀害。

第二篇: 西安事变纪念馆观后感3000字

西安事变观后感

本文是关于观后感的，仅供参考，如果觉得很不错，欢迎点评和分享。

　　西安事变观后感（一）
　　这个星期天，我观看了一部电影《西安事变》。它讲述了西安事变这一爱国运动的起因，经过、结果，让我更加的了解了当时中国的局势。
　　西安事变的起因就是九一八事变：1931年9月18日夜，一声巨响，南满铁路柳条湖一小段铁轨被炸，打破了东北大地的宁静，原来是日本侵略有预谋制造的，但他们的目的却是侵略东北，他们反诬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以此为借口，进攻了东北军驻地北大营，炮轰沈阳城。九一八事变爆发了，而这件事变的真相在战后才被揭开。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的想法是借用日本人的刀杀掉共产党。只是出于这一目的，他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他密电给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只有四个多月，东北一百多平米的锦绣河山，全部沦于敌手，但是当时中国还有局部的抗战力量。东北人民和未撤走的东北军部队，组织起抗日义勇军，抵抗日军的侵略；
中国共产党派杨靖宇等在东北组织游击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东北沦陷以后，日本企图把东北从中国分裂出去，1932年，日本扶植早已退位的清朝末代皇帝博仪，在长春建立起伪满洲国傀儡政权，从此在日寇的铁蹄下，东北三千万同胞过着耻辱的亡国奴生活。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又出现了西安事变。
　　日军占领东北后，又将侵略魔爪伸向华北，在中华民族生死关头，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
　　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国民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停止向红军进攻，并亲临西安督促张学良、杨虎城进攻陕北的红军。
　　为了逼迫蒋介石抗日，1936年12月12日，伟大的爱国者张学良，杨虎城联合行动，扣押了蒋介石，实行兵谏。他们通电全国，要求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
　　西安事变后，西安局势极为动荡。处死蒋介石，中国就有可能陷于纷争四起，群雄割据局面而内战一起，必使虎视眈眈的日本有机可趁，从而利于其进一步独霸中国，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从全民族的利益出发，不记宿怨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释放蒋介石的主张，有力地推动了国民党向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方向转变。
　　经过中国共产党和各方面的努力。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张学良释放了蒋介石，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观后感（二）
　　东北军原系奉军改编，1930年张学良在东北易帜，奉军由此改编为东北军，成为中国东北边防部队，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张学良奉行蒋介石“不抵抗”政策，致使东三省在短时间内沦陷，各界纷纷谴责政府，蒋介石为了缓解舆论压力，把张学良当作“替罪羊”，而张学良为了维护蒋介石毅然把这个罪名揽在身上，由此背上“不抵抗将军”的臭名，并引咎辞职，出国。而出国后的张学良在外面考察一段时间后，准备回过参加抗战，可是这时蒋介石居然把东北军调到西北地区，充当“剿共”主力，而张学良此时不明白蒋介石的用心，全力“剿共”，结果损失惨重，张学良为了给东北军恢复元气，去向蒋介石要求增加经费，补充损失，可是蒋介石不但不补充，反而撤其番号，事实面前，张学良明白了蒋介石的用心：他是想借红军手削弱张学良，不过蒋介石既然想削弱东北军，为什么不在九一八事变前，默许张学良抗日呢？东北军那时陆海空三军齐备，虽然武器装备不如日军，但是毕竟是在自己的国土上作战，并且有人民的支援，我想日本关东军也难以得逞，为什么蒋介石会下令不许抵抗，又让东北军在内战中损失兵将呢？
　　如果蒋介石给张学良密电，下令他抵抗，这不也是既削弱了东北军的实力，也削弱了日本关东军，这不是一举两得的事吗？
　　张学良要补给不成反而被削减了两个师的番号，加上东北军内部厌战情绪十分高涨，张学良顺应当时的抗战口号，决定联共抗日，几次向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都被蒋介石拒绝，张学良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毅然逼蒋抗日，实施兵谏，迫于困境和压力，蒋介石终于同意联共抗日，不过后来为什么张学良要送蒋介石会南京呢？蒋介石抗日真是来之不易，西安事变也光荣载入史册。
　　西安事变观后感（三）
　　近来无事，我就观看了《西安事变》这部电影，看完之后，深有感触。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是当时任职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当时任职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于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发动的直接军事监禁事件，扣留了当时任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中正（即蒋介石），目的是“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西安事变最终以蒋中正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导致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而和平解决。若没有这次事变，国共合作抗日不知要推后多少年。若没有这次事变，还会发生什么……
　　西安事变发生的背景是：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张学良撤出了东北，退入山海关内。1933年1月1日，榆关抗战爆发。同年1月3日，山海关失守。1933年2月21日，热河抗战爆发。同年3月4日，承德失守，热河抗战失败。张学良引咎辞职，出国考察。1935年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经过被毛泽东命名为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转移，抵达陕北革命根据地保安县吴起镇会师。1935年12月9日中共在北平举行了大规模的大学生示威游行，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获得全国民众积极响应，全国人民抗日热情高涨，给实行“攘外必先安内”，“不抵抗政策”的国民政府巨大压力。
　　在《西安事变》中，张学良看到周恩来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达到西安后，联想到国民党中那些所谓哥们的表现，说了一句富有哲理的话：共产党最仗义！而重新拍制的《西安事变》也以雄辩的事实说明，在国民党内部，最讲民族大义的张学良也是最讲哥们情谊的人。张将军为了抗战，扣压了他的“大哥”蒋委员长，应该说是一种为民族大义牺牲哥们情谊的表现，不过从以后的整个历史发展的进程看，他的这一壮举也是最够哥们的，由此成就了蒋委员长的历史地位。试想，如果不是在张学良、杨虎城的兵谏促进下，经过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和谈，蒋介石改变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他怎么能成为抗战的总司令，又怎么能在中国抗战史上留下一定地位呢？直到今天，陈水扁将蒋介石的灵堂拆除，人们还能对他表示同情，也正是由于他在抗战中有一些名副其实的表现。如果当年他没有转过来抗战，继续打内战，他就会像汪精卫那样成为“不齿于中国人的狗屎堆”。
　　以“大历史”观来看在“西安事变”历史舞台上表演的各方，其“历史逻辑”也清晰可见：蒋介石有着使中国真正统一的“雄伟抱负”，其在日强中弱的现实下是否真有“攘外”的决心暂且不说，但先“安内”以解除后顾之忧的策略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只是他缺乏了一点儿审时度势的眼光；
中共高举“抗日”大旗自然是出于国家和民族的意识，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显然首先还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只不过其巧妙地将生存需要附着在了“国家大义”的口号之中；
张学良，有“大少爷”的狂傲自大脾气，怀着杀父失地之恨，其亟欲以“抗日”洗刷“不抵抗将军”的耻辱和想开创自己的“新局面”的冲动自然强烈，蒋介石想单纯以“亲如父子”的感情驾驭他显然是过于自信了。由此可以说，当年国、共、张三方在“西安事变”舞台上的表演都有其“合理性”，这“合理性”既包括他们从各自思想理念出发对国家命运的关切，也包含他们对自身利益的考量，而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受“大历史”操纵的结果。
　　影片中的国民党政府的晚宴更是层出不穷，没有为国民做过什么实事。此时以毛泽东、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却艰苦的为人民的美好未来奋斗，为将日本帝国主义军队赶出中国而做了不懈的努力，可是面对军事力量强大的法西斯日本，中国共产党的军力也是不能抵的，此时只有联合国民党，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将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可是要想蒋介石放弃原有的错误思想是何等的难！国民党顽固派的不抵抗思想已经根深蒂固，他们的心里只有争权夺位，人民的死活和安慰不是国民党反动派所思考的。这时，伟大的张学良将军和杨虎城将军发动起撼动历史的“西安事变”，将反动派蒋介石软禁起来，使他放弃自己原有的错误主张。二位将军冒着生命危险，他们深知，倘若再不抵抗日本鬼子，东北三省的死亡惨剧将在全国上演，张学良将军再也不愿意被老家人成为“不抵抗将军”，发动事变终于成功将蒋介石软禁，用真诚几经周折没有感动蒋介石，不得不邀请中国共产党代表来做蒋介石的工作，在周恩来总理和所有坚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人一道努力下，蒋介石终于口头答应：放弃原有的不抵抗政策，联合共产党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鬼子赶出中国。然后，张学良将军冒着大无畏精神将蒋介石送回南京。整个影片让我感动最深的是张学良将军的一句话：我们的枪不是打中国人自己的，更不是打大学生的，我们是打日本人的！英雄主义表现得淋漓尽致。
　　作为一名新时代的大学生，不用经历战火，当然也没有机会在战场上浴血奋战，但是我们能够在学习上在工作上在生活中做出贡献。所以我们要努力学习，踏实工作，为共和国的建设添砖加瓦，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出应有的力量。
感谢阅读，希望能帮助您！

第三篇: 西安事变纪念馆观后感3000字

西安事变观后感800字

　　下面是本人为大家整理的关于西安事变观后感800字范文，可以借鉴的哈。欢迎阅读。希望可以帮助到你。
　　【篇一】
　　总的来说，该剧依然秉承几十年来大陆主流观念对“西安事变”的评价，即认为该事件促成了国共合作全国抗日，“丰功伟绩，永载史册。”
　　不过，该剧不像以前的一些有关影视剧那样把蒋介石丑化成不堪入目的“卖国贼”，也不再把“西安事变”完全归结为张学良受共产党“抗日主张”的“感召”，这使它减少了一些与历史真相的隔膜。
　　但另一方面，该剧仍然有意无意地隐去了一些至关重要的历史事实，比如共产国际在中共从“反蒋抗日”到“联蒋抗日”转变中的关键作用，张学良、杨虎城“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决策最初是出自于一些长期隐藏在其军队中的中共党员和一些被称为“托派”的中共“左派反对派”，等等。
　　因此，作为一部“历史剧”，它带给观众的“历史认识”仍然不免肤浅和偏颇。
　　西安事变发生的背景是：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华北相继沦陷，红军三大主力长征后胜利会师。当时的形势是国难当头，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成为中华民族的主要矛盾。
　　但蒋介石倒行逆施，顽固抱住“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政策不变，仍然调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东北军、西北军继续“进剿”陕北延安的红军。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的希望日渐渺茫，反战情绪日益高涨，在民族大义的感召下，张学良、杨虎城发动逼蒋抗日的兵谏“西安事变”。
　　以“大历史”观来看在“西安事变”
　　历史舞台上表演的各方，其“历史逻辑”也清晰可见：蒋介石有着使中国真正统一的“雄伟抱负”，其在日强中弱的现实下是否真有“攘外”的决心暂且不说，但先“安内”以解除后顾之忧的策略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只是他缺乏了一点儿审时度势的眼光;中共高举“抗日”大旗自然是出于国家和民族的意识，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显然首先还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只不过其巧妙地将生存需要附着在了“国家大义”的口号之中;张学良，有“大少爷”的狂傲自大脾气，怀着杀父失地之恨，其亟欲以“抗日”洗刷“不抵抗将军”的耻辱和想开创自己的“新局面”的冲动自然强烈，蒋介石想单纯以“亲如父子”的感情驾驭他显然是过于自信了。
　　由此可以说，当年国、共、张三方在“西安事变”舞台上的表演都有其“合理性”，这“合理性”既包括他们从各自思想理念出发对国家命运的关切，也包含他们对自身利益的考量，而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受“大历史”操纵的结果。
　　在剧中，胡军扮演的张学良英气、帅气、刚毅、果断、霸气，些许匪气，豪爽伟岸，尽显男子汉的阳刚之气，又不失儿女情长，想象当年的张学良似乎就应当是这样。杨虎城老谋深算，沉稳睿智，可歌可泣，令人敬仰。蒋介石两面三刀、阴险狡诈。宋子文眼界开阔与大气沉稳，宋美玲外交风范与个人魅力，赵四小姐纯情温柔与坚贞不渝，陈诚聪明俊拔与唯命是从，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周恩来：“政治是无情的。”的确，张学良、蒋介石金兰之交，座上宾、阶下囚转瞬间，令人叹息和扼腕。张学良和杨虎城当时的悲壮和后来的命运又使人伤感，但我总以为，我们通过对“西安事变”这一历史事件的客观研究，以史鉴今，从而对现在和将来的社会发展方向有所思索，这却是十分必要的。
　　【篇二】
　　自从有了网络，就很少看电视了。前几天偶尔看了一眼中央八套播放的连续剧《西安事变》，情节还算吸引人，于是也就断断续续的看下来了。不知道这部电视剧中真实再现历史的情节有多少，虚构的情节有多少，电视剧嘛，毕竟是文艺作品，只要大致贴合历史就够了。
　　有关西安事变的图书资料、影视剧已经出了不少，我也看过一些。从我所了解的来看，至少有三点是能够肯定的：一是蒋介石也是想抗日的，但他的计划是先统一中国(主要是消灭共产党红军)后再抗日，所谓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二是张学良杨虎城二人发动西安事变确实是受到了共产党的感召和影响，西安事变前张杨已经分别同共产党接触并达成了停战的默契;三是张只是逼蒋抗日，并没有想要杀蒋或者是长期囚禁蒋已到达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目的，只是一次兵谏。从这几点来看，该电视剧还是基本贴合历史的。
　　我一向认为，任何人作出的任何决定，都是他在当时所处环境和各方面条件制约下，他所认为的最佳选取。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也好，张杨的兵谏也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好，都是如此。西安事变是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件，是非自有历史评说，因此我在那里不想去探讨各方的功过得失，我的水平也不足以去探讨历史，只是想说说自己的一些感想。
　　一是关于时刻的感想。
　　蒋介石想在消灭红军后再去抗日，这种策略也是能够明白的，但历史没有给他这个安内的时刻，西安事变就发生了。其实即使没有西安事变，蒋的这一策略能否付诸实现也未可知，正因红军不是那么容易就被消灭的。如果不能很快消灭红军，久拖不决的话，根据当时国内的形势，那就有可能会出现其他的什么事变来。在西安事变之前，已经有一个两广事变了，即广东军阀陈济棠和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在1936年6月起兵反蒋，要求北上抗日的事变。因此说，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想法很好，但没有时刻去实现。历史上类似的例子不少，如诸葛亮的“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时不我待啊!
　　现实生活中这种状况也比比皆是。一个很好的想法很好的策略，却没有时刻去实现。比如有人说，等我赚够了钱，我就到世界各地去旅游。想法很好，但等你赚够了钱，你的身体还能够支撑你去全世界旅游吗?或许到时候你的大脑还会不会有类似的思维都不必须。这还是比较简单的需要时刻来实现的想法。
　　如果你的很好的想法牵涉到别的人，时刻上就更难说了。比如感情上的问题，你说：“妞妞，等我事业有成，攒够了钱，我就来娶你。”想法也能够明白，但对方能等到你事业有成的时候吗?即使她愿意等，她所处的环境容许她等吗?文艺作品中的类似的变故太多了。《西厢记》中张生与崔莺莺私下幽会并订了终身，但等到张生进京赶考，半年后得中状元再回来时，莺莺已被母亲许给他人，幸好张生及时归来，才使有情人终成眷属。苏三起解中的王公子和玉堂春，两人情投意合，海誓山盟定下了终身，等到王公子回金陵老家苦读圣贤书，准备求取功名后再来娶苏三时，王公子自己却被父母逼迫先娶了妻，回到京城再去看苏三时，苏三也已被人贩子拐卖到他乡成了别人的小老婆。但是经过一番磨难，两人最终的结局倒还不错。但能够看出，很多好的想法是需要时刻来实现的，但现实能不能给你这个时刻却不必须，个性是在当今人心浮动的年代。
　　二是关于勇气的感想。
　　张学良在做出扣留蒋介石的决定之前，是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的。他知道犯上作乱的后果。有可能人头落地，即使能苟全性命，但他此刻拥有的一切都将付之东流。知道这种后果而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勇气实在可嘉。而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又毅然决然地护送蒋回南京，把生死置之度外，这更是需要勇气。我看那时候的地方实力派和军阀中只有张汉卿能做得出来。抛开张发动西安事变的是非功过不说，就凭他这种敢作敢为的勇气，也足以令人钦佩。
　　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虽说没有能改变历史的事情发生，但很多事情也是需要勇气的，得失之时的选取，荣辱之间的态度，都需要勇气。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你能做到淡泊明志吗?你能放下现有的一切去追求自己喜爱的生活吗?你能真正做到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吗?得和失同样需要勇气。不好说这些生活中的大事，就是小事也需要勇气，比如，此刻外面北风呼啸，天寒地冻，你能冒着严寒去赴一个可去可不去的约会吗?
　　
　　

第四篇: 西安事变纪念馆观后感3000字

西安事变观后感600字

　　下面是本人为大家整理收集的关于西安事变观后感600字，欢迎大家阅读，希望可以帮助到你。可以借鉴的哈。
西安事变观后感600字一　　张学良看到周恩来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达到西安后，联想到国民党中那些所谓哥们的表现，说了一句富有哲理的话：
　　共产党最仗义!而重新拍制的《西安事变》也以雄辩的事实说明，在国民党内部，最讲民族大义的张学良也是最讲哥们情谊的人。张将军为了抗战，扣压了他的“大哥”蒋委员长，应该说是一种为民族大义牺牲哥们情谊的表现，不过从以后的整个历史发展的进程看，他的这一壮举也是最够哥们的，由此成就了蒋委员长的历史地位。
　　试想，如果不是在张学良、杨虎城的兵谏促进下，经过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和谈，蒋介石改变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他怎么能成为抗战的总司令，又怎么能在中国抗战史上留下一定地位呢?
　　直到今天，陈水扁将蒋介石的灵堂拆除，人们还能对他表示同情，也正是由于他在抗战中有一些名副其实的表现。如果当年他没有转过来抗战，继续打内战，他就会像汪精卫那样成为“不齿于中国人的狗屎堆”。
　　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推出电影《西安事变》以后，张学良就成为举国共认的民族英豪。电视剧《闯关东》中，将传武说成是少帅的嫡系部队，也就是对这位“草根英雄”进行了最高确认。
　　不过，传武的卓越表现，不仅使人们更进一步认识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的反动性，而且也使抗战著名将领张学良的表现相形见拙。
　　是啊，作为东北的最高长官的少帅在委员长的压力下，不得不做出撤兵的决定，而作为他的下属的一个小小的团长的朱传武却带领全团官兵拼死抵抗，以身殉职，成就了民族大义。
　　这些故事也说明了中国人最下层民众所具有的深情厚义。在八路军和新四军中，有大量的下层出身的民族英雄，这正是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民众力量。
　　《闯关东》和《血色湘西》等电视剧的编剧通过对历史事实的深度开拓，揭示了在国民党的中下层官兵中也大量存在这样的民族英雄，使他们在抗战的民族记忆中得到永恒!
西安事变观后感600字二　　总的來说，该剧依然秉承几十年來大陆主流观念对“西安事变”的评价，即认为该事件促成了国共合作全国抗日，“丰功伟绩，永载史册。”但是，该剧不像以前的一些侑关影视剧那样把蒋介石丑化成不堪入目的“卖国贼”，也不再把“西安事变”完全归结为张学良受共产党“抗日主张”的“感召”，這使它减少了一些与历史真相的隔膜。
　　但另一方面，该剧仍然侑意无意地隐去了一些至关重要的历史事实，比如共产国际在中共从“反蒋抗日”“联蒋抗日”转变中的关键作用，张学良、杨虎城“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决策最初是出自于一些长期隐藏在其军队中的中共党员和一些被称为“托派”的中共“左派反对派”，等等。因此，作为一部“历史剧”，它带给观众的“历史认识”仍然不免肤浅和偏颇。
　　西安事变发生的背景是：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华北相继沦陷，红军三大主力长征后胜利会师。当时的形势是国难当头，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成为中华民族的主要矛盾。
　　但蒋介石倒行逆施，顽固抱住“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政策不变，仍然调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东北军、西北军继续“进剿”陕北延安的红军。中华民族了最危险的时候，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的期望日渐渺茫，反战情绪日益高涨，在民族大义的感召下，张学良、杨虎城发动逼蒋抗日的兵谏“西安事变”。
　　以“大历史”观來看在“西安事变”历史舞台尙表演的各方，其“历史逻辑”也清晰可见：蒋介石侑着使中国真正统一的“雄伟抱负”，其在日强中弱的现实下是否真侑“攘外”
　　的决心暂且不说，但先“安内”以解除后顾之忧的策略也不能说完全没侑道理，只是祂缺乏了一点儿审时度势的眼光;中共高举“抗日”大旗自然是出于国家和民族的意识，但在当时的状况下显然首先还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只但是其巧妙地将生存需要附着在了“国家大义”的口号之中;张学良，侑“大少爷”的狂傲自大脾气，怀着杀父失地之恨，其亟欲以“抗日”洗刷“不抵抗将军”的耻辱和想开创自己的“新局面”的冲动自然强烈，蒋介石想单纯以“亲如父子”的感情驾驭祂显然是过于自信了。
　　由此能够说，当年国、共、张三方在“西安事变”舞台尙的表演都侑其“合理性”，這“合理性”既包括祂們从各自思想理念出发对国家命运的关切，也包含祂們对自身利益的考量，而這些在必须程度尙都是受“大历史”操纵的结果。
　　在剧中，胡军扮演的张学良英气、帅气、刚毅、果断、霸气，些许匪气，豪爽伟岸，尽显男子汉的阳刚之气，又不失儿女情长，想象当年的张学良似乎就应当是這样。杨虎城老谋深算，沉稳睿智，可歌可泣，令人敬仰。蒋介石两面三刀、阴险狡诈。宋子文眼界开阔与大气沉稳，宋美玲外交风范与茖人魅力，赵四小姐纯情温柔与坚贞不渝，陈诚聪明俊拔与唯命是从，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周恩來：“政治是无情的。”的确，张学良、蒋介石金兰之交，座尙宾、阶下囚转瞬间，令人叹息和扼腕。张学良和杨虎城当时的悲壮和后來的命运又使人伤感，但我总以为，我們透过对“西安事变”這一历史事件的客观研究，以史鉴今，从而对此刻和将來的社会发展方向侑所思索，這却是十分必要的
　　
　　

第五篇: 西安事变纪念馆观后感3000字

《西安事变》观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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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观后感(2008-01-0920:18:22)

看完央视播出的《西安事变》,感触颇深,不禁为张杨两位将军的浩然正气和英雄气概所折服.

发生在七十多年前的西安事变改变了中国历史,停止了长达十年的内战,全国上下同仇敌忾、团结起来一致对外,组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抵抗日寇的侵略.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出于民族大义,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正确主张,却遭到了蒋介石的拒绝.在形势危急、别无他法的情况下于1936年12月12日毅然发动了兵谏,扣押蒋介石,逼蒋抗日.

事变发生后举世震惊,全国一片口诛笔伐之声,南京国民政府受亲日派控制准备进攻西安,各地军阀也是蠢蠢欲动,而国际上更是一致反对强烈谴责,甚至连苏联也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背信弃义,只有中共为了维护团结顾全大局,主张通过谈判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面对国内外的巨大压力和严峻的军事形势,张杨二位将军审时度势,提出了八项主张,并积极与中共方面联系,力求通过和平手段化解危机.最终经过各方面的努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使中华民族摆脱了亡国灭种的危难,开创了团结抗日的新局面.

遗憾的是,张杨二人一被终身软禁,一被残酷杀害,没能实现征战沙场、收复失地的心愿.两位将军在危难关头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必将名垂千古、万世流芳,为后人所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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