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早期的股份制探索和管理创新

张元济在加入商务印书馆的时候，有一个宏愿，希望通过商务“为中国实业造一模范”。商务早期几十年的发展历程，确实可以看作近代股份制企业发展的表率。

股份制的完善与运作

商务印书馆最初成立时，七个股东或是亲戚，或是同学，其投资者亦是主要经营者，是一种股份合伙制性质。从创立到1901年，虽然发展势头不错，但商务未给原始股东分过红，所得利润均再投入作生产资本，到1901年，股本已由最初的3750元增值七倍至26250元。1901年，印有模、张元济投资商务印书馆，两人的资金加入后，商务资金共合5万元。

随着企业的发展，这一性质逐渐改变，商务印书馆逐渐向完善的股份有限公司性质发展。

1903年，商务与日本著名的教科书出版机构今港堂合资，双方商定各出资本10万元，中方的10万元中，5万由原有资产折合而来，另外5万是新募的股金；由此商务的资本升至20万元。这是中国出版业中第一次中外合资兴办企业。颇值一提的是，商务的这次与日合资还体现出了“主权在我”的原则，除监察两人由中方和日方各出一人外，“订明用人、行政一归华人主持，所有日本股东均须遵守中国商律”。这种“利用外资而不为外资所束缚”的合资实例，后来被传为美谈。

从1903年起，商务进行了几次增股。其增股策略是，增资不全先尽老股，而是不断扩大投资的股东数。认购新股着重三方面的人：“京、外官场与学务有关可以帮助本馆推广生意者”；优秀作译者可以稿酬入股；“本馆办事之人格外出力者”。当时商务营业成绩好，利润大，股东所得回报往往超过50%，因此入股是作为交际官场、学界和奖励重要职工的一种方式。这些股东人群的扩增显然是有利于商务的经营发展的。1905年，商务向清政府商部登记注册成立股份制公司，制定了公司章程，明确了公司的产权归属和股权流转制度。1906年获得营业执照。1914年，由于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并且由于竞争对手以商务有外资之事加以诋毁，商务经过与日方谈判，清退日资，成为完全华商自办之企业。到1910年，全国资本万元以上的370家民营工矿企业中，其中资本超过十万元以上的只有15个。可见商务在全国企业中的资本量也是名列前茅的。到1932年，商务的股东数达2745户。

商务实际上从1903年就开始实施股份公司的运作了。这年开了股东大会，选出了印有模、夏瑞芳、原亮三郎、加藤驹二四名董事，推举了两名监察人。1909年首次通过股东大会投票表决成立了董事局。自此后，董事会例会每月一次，股东常会每年一次。从1905年至1949年，共开了48次股东大会，股东大会主要讨论公司章程、改变资本额、增减经营范围等重大事件。由股东大会选举的董事会，以及由董事会选任的总经理和经理，负责商务的日常管理和运作。

从当时的股东大会记录和董事会记录看，商务印书馆当时实行的已是按现代企业的资本运作方式和生产管理方式，它已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近代企业了。

内部组织机构的演变

1902年，商务成立了编译所、印刷所和发行所，从而具备了一个出版社的完整部门建制规模。在三所制期间，总经理夏瑞芳负责协调三所的工作。当时商务的人员中分“教会派”和“书生派”。教会派主要以最初创业者及其家属朋友为主，他们基本上都是基督徒，主要分布在印刷所和发行所；“书生派”主要包括编译所中的知识分子。夏瑞芳是最初的创业者，但他以总经理的身份很重视编译所人员，所以他的领导，对于弥合和调节早期商务印书馆内两派人员的关系，以及协调馆内三所之间的关系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1914年夏瑞芳遇刺去世后，编译、印刷、发行三所之间统筹协调乏人，导致三所常各自为政，缺乏协调，且时有摩擦，给日常的业务造成种种掣肘。1915年，馆内领导层接受陈叔通的建议，设立总务处，作为联系沟通编译所、发行所、印刷所三所的统一机构，统筹三所的行政、用人及财务。馆内定期召开总务处会议，总经理、经理（即副总经理）及三所领导人都参加，协调各项事务，有关公司的重要决定也都在这个会议上决定。这一机制被称为“三所一处制”，这种颇有成效的合议制体制的创设，对商务之后的运营管理发挥了良好的作用。

1930年，王云五被聘为总经理后，取消了合议性质的总务处会议，将总务处只是作为总经理的助手机构。王云五时期实行的是总经理制，加大了总经理的个人权力。机构设置上，在原来的三所一处之外还增加了研究所。因此总馆的结构是一所四处。

1932年“一·二八”国难之后，复兴后的商务印书馆在机构上亦做了一定的调整，撤销了总务处，成立直接受总经理领导的总管理处。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董事会留在上海，总管理处则随总经理王云五所在而变化（分别以长沙办事处、香港办事处、重庆办事处的名义），发挥着号令和调节各地生产和销售的作用。

商务在总馆之外的机构，包括设在香港和北京的两个印刷厂，以及分支馆网络。两个外设的印刷厂平时接受当地的一些印刷业务，但在特殊时期承担总馆的印刷任务，均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例如在1932年国难上海印厂被烧无法生产时，这两个印厂完成了当年教科书的印刷任务；又如在抗战初期，上海和北京的印厂沦陷，香港印刷厂承担了绝大部分出版物的印刷任务，保证了商务出版业务的继续进行。

商务还设有几乎遍布全国的分支馆网络作为发行渠道。1903年，商务在九省通衢的汉口设立了第一个分馆从事发行，后来陆续在广州、北京、天津、福州、成都等地设立分馆。商务建立的分馆发行网络几乎覆盖了所有经济和文化发达的地区，对营业额的提升发挥了显著的作用。到1912年，已设有分馆或支馆20余处，到1932年，分支馆数达到36处，它们直属总管理处，负责人和财务人员由总馆直接派出，各分馆定期向总馆上交售书款项和报告存书情况。分馆的设置对于销售量的提升贡献很大，而在总馆遭受战争的毁灭性打击的特殊时期，分馆继续营业交来的款项和保存的样书对总馆的事业意义重大。这也显示出总馆对分馆的管理一直是垂直和有效的，即使在战时。

王云五的科学管理方法实验

王云五自1930年开始接任总经理职位，在出国考察企业管理半年后，决定采取国外企业管理的经验，对商务实行“科学管理”改革。他对全馆改革的整体设想充分地体现在他给董事会提交的改革方案中。其主旨包括：进行财政预算和成本核定、量化工作、按劳绩计酬；进行产品、设备、工作程序的标准化；在营销方面进行创新，充分了解市场情况，做好读者资料文档等。总体看来，这些思想是符合管理学、具有一定科学性和创新性的。

1931年1月，王云五在商务印书馆启动了科学管理改革。这次改革在商务可以说是一种地震。改革实施的首个部门是编译所。王云五公布《编译所编译工作报酬标准试行章程》，基本内容是对编译工作进行分类，并按工作担任者、工作类别和质量评定等级，以此作为计酬的标准。这一章程公布后，在编译所引起轩然大波，职工几乎全体反对。编辑们反对的理由为：工作的量化指标不科学，“脑力劳动不同于体力劳动，不能用数量衡量”，而且编辑工作要由编译评议会来评出等级，这也使编辑感到处于监督之下，有损自尊。职工们认为这些做法违背商务一贯尊重编译所人员的传统，因此联合其他两所职工反对改革方案的施行。后来王云五与职工的矛盾激化，乃至上海市政府社会局出面调停。调停的结果以王云五撤回改革方案结束。

由于“科学管理法”在推行之初即遭抵制，导致之后的配套措施未能展开。对于科学管理法全面改革的失败，后人评价不一。其措施有一定先进性和前瞻性，但由于王云五对馆情缺乏深入研究就急进地展开伤筋动骨的变革，且忽视了脑力劳动的特性，因此招致失败。正如当年胡适在得知王云五改革遇到反对时所劝慰他的，“渐进则易收功，急进则多阻力”。

在针对人的改革遇到挫折后，王云五主要转向了对事物和财物的改革，这方面进展得比较顺利。比如生产流程改革，商务以少量资金和人力的投入，针对性地改善一些生产环节的瓶颈，从而使整个生产流程流畅，通过效率提高缩短生产周期，而使资金流动速度加快。比如通过安排工人的分班制，使机器二十四小时运转，充分发掘已有机器的生产潜力（而不是首先考虑添置新机器），从而既提高了生产力又节约了购置机器的巨大成本。在版式和用纸方面尽量标准化，缩减所用版式种类，将原来的40余种版式缩减为9种，这样有利于备纸，并通过纸张的标准化减少库存成本。当然，这些改革相对于王云五之前设想的整体性改革，只能是小改小革了。

后来，在“一·二八”国难后复业过程中，王云五将他改革计划中的很多措施付诸实施，在当时艰难的环境下通过人事安排和生产流程的改进提高生产效率，效果明显。

管理机制的经验和创新

几十年的成功经营，使商务积累了不少内部各项管理制度方面的经验。以下略举员工管理和营销机制创新两方面加以例示。

用人机制与员工管理

人才是一个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商务的用人制度，大致分为两条线路，对于编译所的专家学者类人员，以及有高级技能的技师类，一般采取向社会延聘以及馆内人员引荐等方式，在这方面，商务管理层亦以留意社会人才为要务。对于一般职工则大都公开招考，经过培养后进用。使用经过培训的有技能的员工，是商务用人的一个原则。

商务印书馆从1909年到1933年，开设商业补习学校共七届，这是所职工培训性质的学校，由张元济亲任校长，聘请最好的教师教授语言、算术和商业。公司的学徒必须到学校上课，学期一般为半年。这所学校毕业的学员有三百多人，分在各部试用。它为商务培养了不少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后来商务分馆的大多数经理以及不少管理部门的骨干都是这个学校的毕业生。商务还针对馆里的业务办过印刷技工艺徒学校、仪器标本实习所、新式会计员讲习所等，这些学校一般都是公开招考，经过短期训练，培养为公司适用的业务人员。

商务鼓励员工在工作中继续学习和提升，并为这种再学习提供了机会和平台。商务开办过针对在职职工提高业务技能的各种训练班，如工厂管理员训练班、营业员讲习班、文具仪器训练班、英语训练班等。在商务所开办的面对社会的职业技能培训学校中，如函授学校、中华职业补习学校，对于本馆员工可分别享受半价和八折的优惠。

商务对于员工的薪酬主要采取的是一种表彰先进、兼顾公平的制度。除了每月的薪酬外，商务每年的盈利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专门划出作为同仁奖励金的。这一奖励金分普通奖励金和年度特别奖励金，前者按月薪的一定比例发放，后者是奖励工作成绩优秀者。一般编辑的薪水加各种福利、花红、业余稿酬，能保障中等以上的小康生活水平。

商务员工的福利待遇，在当时上海的各企业中是很特出的，乃至它具有欧文主义的名声，这给一些国外调查专家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称商务的劳动条件堪称典范。而王云五在三十年代初考察过西方各国的企业管理后也感慨，“本馆对于同仁之待遇，虽尚有可改进，然在世界各国中实居上乘。”以下举例简述。

工作时间方面。商务职工一天工作时间为9个小时（编辑的工作时间为每天6小时，后略有增加），每周休息一天（而当时上海大多数出版社半个月才休息一天）。除公共节假日外，职工每年享有三天年假，并有依照工龄长短的工龄假。女职工在生育前后共有六个星期的带薪假期，商务设有有专门看护人员的托儿所，哺乳期职工每天可有两次为婴儿哺乳的时间，每次20分钟。

医疗方面。商务设有医务所，总厂内建花园和疗病房。商务出资补助职工的医药费，工资越低的职工，补助的医药费额度越高；到指定医院门诊就医的，亦补助其医药费。职工工伤，医疗费全部由公司承担，治疗期间，给予薪金额的三分之二。

保险与储蓄。商务为职工设有人寿保险机构，商务提供资金10万元，每人只需出份子2元6角。商务亦为职工提供储蓄服务，所付利息远高于当时的银行储蓄利息。

子弟教育。商务每年从公益金中提取一定比例作为职工子女的教育补贴，小学每年补助1000名，补助全额学费，中学补助100名，每人补助40元，大学每年补助5名，每人补助200元。这个覆盖面是很大的。商务印书馆所办的幼稚园和尚公小学即为商务子弟所设。1926年，商务拨资金2万元资助工会开办子弟学校，拨家庆里房屋为校舍。1931年，成立同仁教育补助金管理委员会。

商务元老庄俞20世纪30年代曾在一篇总结商务印书馆的文章中说到，“本馆夙抱劳资合作主义，尊重劳工之精神，数十年如一日”。也正因为此，在20世纪20年代工人运动风起云涌之际，商务印书馆作为职工数目多，且有组织人才进行组织的机构，其工潮虽然很有声势，但劳资双方的谈判始终在可控制的范围内，未酿成恶性事件。这和商务一直以来在员工管理方面的态度和做法是密切相关的。

营销机制

在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商务在营销机制方面亦时有创新。

销售方面，商务以总发行所加各分支馆形成一个覆盖全国较大城市的网络。这个网络还辅以一些临时的或流动的销售点，如每个学期开学前在中心县城临时设立的“现批处”，即分支馆到一些偏远地方设点直接向学校供应课本和辞典等学校用书，开学季过后即撤掉。商务从二十年代起，办有流动汽车图书馆、水上巡回船，每年冬天农闲时直接送书到江浙农村地区，使销售点扩及农村地区。商务还常在大中学校举办图书展览会，在展览的同时进行零售，并现场听取读者的反馈以改进日后的选题。

1922年，商务设立“通讯现购处”，开办邮购售书业务，这一业务的开展使商务的出版物能及时在全国各地流通。而邮购业务所拓展的新客户，大部分正是之前的包括分支馆系统在内的销售网络所未能覆盖的。馆里规定，邮购必须在收到来信来款两天内将书寄出。如果因故不能寄出，必须在两天内写信将原因告知读者，并告知哪天能寄出。通讯现购处开始建立时才7人，后发展到190人，其业务大大延伸了商务图书发行所能到达的地域。

采取折扣预售法是商务在出版大型图书时常用的一种很有效的方式。商务往往采取分期出书、预收书款的方式，而且折扣随预购时间而不同。例如1920年出版《四部丛刊》时，就采用了预售方式。定价800元的连史纸本，出书前一次交齐书款的预售价为500元，如果分四次交书款则每次交150元，第二批书目出版后预购全书的则交600元，1921年5月第三次出书后预购全书则交650元，诸如此类。这种预售方式，从出版社角度，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流动资金问题，并且提前对书做了宣传，从读者角度，则获得了更低的折扣。

利用广告宣传亦是商务极重视的一方面。商务设有专门的宣传股负责广告业务，每出一种新书必登广告。商务除了在自家所办期刊上发布广告外，还多在当时发行量很大的《申报》《大公报》上发布广告。对于重点书目，则会做系统性的广告部署，确定读者定位、制定宣传方案和价格策略，并在图书出版和销售的不同进程阶段推行不同的广告方案。编印赠送书目亦是商务的常规宣传项目，除了编印专题书目外，从1910年起，商务还定期编印综合动销全品种书目《图书汇报》，大致每季度一册，分赠给一些部门和个人。逢五、逢十的纪念年度，商务还会编印一些电报电码本、火车时刻表等实用性纪念册，其中单页印这些实用性资料，双页上印各种书目及邮购章程，亦是很有效的书目宣传方式。

读者服务工作是商务营销的重要组成部分。商务在发行所设有专门的公关人员称“交际干事”负责读者服务，例如在当时上海图书界著名的“交际博士”黄警顽就是商务的交际干事，他们是读者最先遇到的接待员，能为读者介绍和选择图书。交际干事还经常主持一些活动，将作者、教师等请来做客，并到各地招待文人学士、同行，调查图书发行情况，张贴图书广告。读者服务还包括代购，读者可以预存一笔钱到馆里，说明自己喜爱的书籍品类，比如说阅读小说的读者说明自己爱看哪一种类（如冒险、爱情、侦探、历史之类）、哪个人的著作，此类书一经出版，便邮寄给此读者。到预付款用完，再通知读者续订。

建立客户信息资料档案亦是营销工作之一部分。客户信息来源一是商务所办各杂志发起的读者调查所获得的读者信息，包括姓名地址、所研究或感兴趣的学科、喜欢读哪类书等；另一途径是通过通讯现购处的邮购名单（每次购货十元以上的）收集。商务将这些信息做成读者模板，分类保存，据以有针对性地寄发新书宣传资料。

有声有色的营销机制及创新，无疑为图书的销售助力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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